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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税改革与我国当前的财政政策 　　为了进一步适应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我国将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但今年的积极的财政政策有别于从前以增加政府支出、扩大公共投资为主要内容，而是将以增值税改革为核心的结构性减税作为主角，在积极财政政策操作中发挥主导作用。 　　积极的财政政策增值税改革结构性减税 　　始自2008年的以美国雷曼公司宣布破产为标志的这轮国际金融危机迄今已历时四年，这轮危机对我国的社会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为应对危机，复苏经济，我国政府决定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 　　一、以“减税”为主要载体的积极的财政政策 　　所谓积极的财政政策，是指通过减少财政收入，扩大财政支出来增加和刺激社会总需求的财政政策。具体操作可以分别从总量和结构两个层面加以把握，可以一方面增加支出，包括增加公共工程的支出，增加政府对物品和劳务的购买等，这样可使社会总需求中的政府开支部分提高，从而直接增加总需求；同时也可刺激私人消费和投资，增加社会总需求。另一方面，减少税收，从而使个人、公司拥有更多可支配收入，增加消费和投资，进而增加社会总需求。 　　前期我国以“增支”为中心，即主要依靠增加政府支出和扩大公共投资，这样几番反危机操作之后，其“粗放型”扩张作用大而直接，但对我国经济结构的负作用也逐渐凸显，物价上涨势头难以缓解。但是“减税”所带来的扩张性效应却相对柔和、间接。减税，作为反危机的手段，早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就已被作为积极财政政策的一个重要配角而应用。2008年的这一轮国际金融危机，减税又作为配角在以增加政府支出、扩大公共投资为主要内容的积极财政政策操作中发挥辅助作用。鉴于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特别是2011年我国从保持社会大局稳定的大计出发，在经济增长和物价稳定两者之间，把保稳定作为重点，所以2012年的财政政策更侧重结构调整。故“减税”将成为我国当前继续实施财政扩张的主要载体。 　　二、结构性减税是税制改革的方向 　　减税在当前作为反危机的主角，我国政府要把握好减税的范围和方向，不能实施全面减税，而应采取结构性减税，特别是要把减税与我国的税制改革相对接。2011年国家税务总局收入规划核算司统计，在当年的全部税收收入中，来自流转税的收入占比为70%以上（其中增值税38%，营业税14%，消费税9%），而来自所得税等不足30%；来自各类企业缴纳的税收收入为92.06%，来自于居民缴纳等只占7.94%。 　　70%来自于流转税，这部分间接税通常会嵌入商品和劳务的价格中，随商品流转而转嫁；90%来自于企业缴纳，这部分则作为生产经营成本的构成要素，也挤入价格中。这两种畸形占比，反映了我国税收收入对间接税和企业缴纳的税收过度依赖，这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转移政府本应给予其他税类的注意力，在事实上淡化直接税的建设，从而使得税收的调节收入分配、缩小贫富差距的功能不能很好的发挥，也会由于推高了境内商品价格，从而削弱境内商品的国际竞争力。因此，我国现行的税制结构以及由此形成的税收收入结构已到了非调整不可的地步，而调整的方向就是：在适当降低宏观税负水平的前提下，减少间接税，增加直接税；减少来自于企业缴纳的税，增加来自于居民缴纳的税。 　　结构性减税是这两年的一大财政亮点，面对2008年以来国际金融危机的巨大冲击，我国果断地实施一系列涉及范围广、实施力度大、针对性强的结构性减税政策，在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增值税是结构性减税的主要对象 　　在流转税的四个税种里面，增值税收入占比最大。作为现实中国第一大税种的增值税，它的变化，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在这一轮旨在降低税负水平并进一步完善流转税税制的重大改革里面，增值税改革是主要对象。鉴于营业税存在重复征税现象，增值税逐步“扩围”至营业税的“地盘”。 　　第一轮增值税改革发生在2009年。由于当时国际金融危机正在对我国实体经济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在这种形势下，适时推出增值税转型改革，对于增强企业发展后劲，提高我国企业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克服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带来的不利影响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于是国务院常务会议2008年11月批准了增值税改革方案，自2009年1月1日起，在维持现行增值税税率不变的前提下，允许全国范围内的所有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抵扣其新购进设备所含的进项税额，未抵扣完的进项税额结转下期继续抵扣。增值税转型可通过避免企业设备购置的重复征税，鼓励投资和扩大内需，促进企业技术进步、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但这一举措仅仅为生产企业减税，却使得服务性企业重复征税的矛盾加剧。于是第二轮改革发生了。从2012年1月1日起在上海市的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开展营业税转增值税改革试点，在现行的增值税17%标准税率和13%低税率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