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孟并称.docVIP

　王孟并称，自古而然。然若深究之，二人山水田园诗虽同属超逸渊泊一路，但存有差异：王维空灵澄静，孟浩然清远淡寂。 　　王孟二人生活于同一时期，有着同样严重的山水嗜好、同样乐山乐水的游历，最为相同的是他们的美学趣尚和艺术追求，也就是说，在“物使之然”的外在条件上二人基本一致。但毕竟他们的性格情怀和心灵历史的大部分不同，形成了其审美观照方式之差异，王维往往澄怀味象，孟浩然则多感发兴怨，由此而形成二者风格之差异。 　　“情性所铄，陶染所凝”（《文心雕龙#8226;体性》），中国古代文论在强调情性对于才气及风格形成的决定性作用的同时，十分重视文化教养、生活道路和人文环境等对性情的影响。以王、孟观之，由于后天环境之差异，其先天禀赋之情性也自然存有不同。本文试图从二者生活经历、学术精神以及艺术素养等几方面进行比较，以揭示二者之异同。 　　王维（700？—761）字摩诘，太原祁（今山西省祁县）人，有《王右丞集》传世。出身书香门第，因其父“终汾州司马”，寡母独立支撑，家境日衰。作为长子，弱冠之时便为家庭分忧，且恃其诗、乐天才而游两京。许多王侯亦与之交往密切，且“待之如师友”。此时，其诗中亦多少年游侠形象，写出了不少意气风发、充满豪情的诗篇。自《少年行》其一、其二中，可见一斑： 　　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相逢意气为君饮，系马高楼垂柳边。 　　出身仕汉羽林郎，初随骠骑战渔阳。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 　　自其进士及第而“调太乐丞”始，步入仕途。但随之而“坐累为济州司仓参军”。 　　环境之变化，引起了其心理上的种种变化。其在济州任上四年多之间，多闲游于嵩山东溪之上，其早年诗中表现出来的建功疆场的风云之气，代之以悲悯愤懑之情氛，《济上四贤咏》最能表现其当时心境。且诗中饱含泪水： 　　送君南浦泪如丝，君向东州使我悲。为报故人憔悴尽，如今不似洛阳时。 　　——《送别》 　　境况上急骤变化形成了心理强烈落差，灰然黯淡取代了志满意得，诗人时多“故乡不可见，天水空如一”（《和使君五郎西楼望远思归》）的怨啸。 　　而自开元九年被挤出济州至开元十六年冬由淇上回长安、长时间远离政治中心的历程，基本上完成了诗人一心山水禅寂的人生态度和审美趣尚的转变，形成了心灵的自足性和精神的自足状，他在“吾丧我”中找到了自我，且其生性安于自然，即“吾固和天倪”（《座上走笔赠薛璩慕容损》）。济、淇期间，这种天性中的淡泊无为的成份得以极其充分培养和发育。其后长安长达二十年的京官生活间，虽一直近在帝座，却放性山水，过着亦官亦隐的优裕生活，“已悟寂为乐，此生闲有余。”（《饭覆釜山僧》） 　　且因为家庭影响，王维从小便培养了对于禅学的浓厚兴趣，其于开元二十七年所作《大荐福寺大德道光禅师塔铭序》：“维十年座下，俯伏受教，欲以毫末，度量虚空，无有是处。”以此来看，他一心禅学不仅年久，而且心诚。佛禅哲学影响着王维的人生态度，他以潇洒林泉的方式来实践佛禅义理而作为其静修参悟的佛事功课，使其注重现世生活，主张“发心”的直觉思维，离形去智，直觉观照，自觉排解尘俗世嚣而专心全神地体验内在精神对于自然山水同构契应的生命律动。因此，王维只要一离官场，投入山林，便能很快地调整过来，物我两忘，极度的精神自由，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叫做“动息自遗身”。 　　自中国古代文人多把人生价值取向置于“遇”这一层面而言，王维是幸运的。而孟浩然却终身不遇，连一个小小的契机都没有碰上，布衣始终者，这在古代著名诗人中不能不说是个特例。 　　孟浩然（689—740），襄阳（今属湖北）人，主要活动于开元年间，著有《孟浩然集》。求仕长安前，诗云：“感激遂弹冠，安能守困穷。”（《书怀贻京邑故人》）积极用世之豪情，溢于言表，然事与愿违，上天似乎给满怀出世豪情的孟浩然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眼看不惑之年即将到来而依然寂寞困顿于山野，姜太公钓鱼式的自信终于沦落为“寂寂何可待”，故只得无可奈何地叹呼：“翻飞何日同”（同上），在四十岁那年终于等不及而自己走了出来，其心境自然不会太好。且来到长安的四处活动，换来的却是“朝朝空自归”的一无所获。纵观孟浩然一路走来的人生历程，竟连一次小小开展的机遇都不曾有过，且又在不断碰壁的境况中进而走向了绝望，其心情不可能不为惘怨和孤愤所笼罩：“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岁暮归南山》）“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临洞庭湖赠张丞相》）。仕途上、精神上失败的沉重打击，使其走不出失败主义的阴影，王士源评价他“动则得真”、“期以放性”，必然不能忘情山水而专注于美，而总要千方百计地“感发”起来，借山水来表达些什么，使其山水诗成为其心气和其所要表现的名理的载体，至少不可能像王维那么的潜心和优游。 　　孟浩然留世的山水诗大多作于求“遇”不得后而不得不长期漫游，其诗风不可能有王维终南、辋川诗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