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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科学与技术在社会学上的三个主要区别 张 彦 （原载《南京社会科学》1998.08） 内容提要：科学与技术是两个联系密切而涵义又不尽相同的概念，本文从评价、承认、交流 三个侧面就科学与技术在社会学上的差别作了初步的探讨，并指出，管理技术的模式在市场评判、 专利制度、非正式交流等诸方面都明显不同于管理科学的模式。管理实践中，只有弄清科技发展 的内在逻辑，,才能为科学和技术社会角色的实现,创造出对每一具体情况都最有利的主客观条件。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飞跃发展，对于科学与技术的社会学研究正在得到重视。因为，我们称之为科技、研究与创新的现象，总是带着个人智力活动与社会相互作用的特征。自默顿开拓性研究以来，人们已经越来越重视从社会学角度去建立现代科技的概念。毫无疑问，科技作为现代化社会分工的一个特殊部门，今天已发展成为一种广泛的社会职业和一种重要的社会建制。由此，在管理科技活动时，研究其中的社会学，不仅具有启发性，而且具有非常重要的实践意义。 众所周知，作为组织起来的社会活动，科学显示了社会系统或社会群体的特点。这些特点包含着种种社会关系，它们是以科学共同体独有的信息交换原则为导向的。我们是否能够像讲科学那样把技术也说成是一种社会制度或社会建制呢？答案是肯定的。象科学家一样,技术专家也有使技术社会化的机构。同时，技术专家也有内在解决问题的方法和值得信赖的手段。象科学家一样，技术专家也有团体化的表现形式，如专业学会和杂志等，尽管它们对技术专家的影响比对科学家的影响要小些。 但是，“科学”与“技术”是两个联系密切而涵义又不尽相同的概念。早在100多年前恩格斯就指出，如果说技术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科学状况，那么科学状况却在更大的程度上依赖于技术的状况和需要。社会一旦有了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1] 在恩格斯的论述中，明显地把科学(即自然科学)与技术区别开来。 在科技管理上，把科学与技术区别开来是一个迄今仍未很好研究的课题。现在的情况是，由于科学管理较技术管理有更多被广泛认同的提法和结论，因而在一般人的理解上，对技术活动的管理无异于对科学活动的管理。这就造成了在导向上科学与技术社会角色的错位，我国科技界目前理论成果“相对过剩”，应用成果“匮乏疲软”，以及国民经济建设主战场科技力量严重不足，皆与此有关。 本文拟从“评价”、“承认”、“交流”三个相互关联方面，就科学与技术在社会学上的差别作一初步探讨。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改进科技管理，首先就同区别科学与技术有关。如果将对技术活动的管理等同于对科学活动的管理，非但不能提高科技活动的效率和实现科技的既定目标，反而可能导致相反的结果。 一 在科技界，如何鉴定和评价一项科技成果是很重要的。这是因为在科技活动中，科技成果是科技工作者的心血结晶，他们都希望自己的劳动成果能够得到客观、公正的评价和承认。如果杰出表现得到表彰，不仅被表彰者会一如既往地对群体保持忠诚，而且对其他群体成员有重要的示范作用，从而增强群体的凝聚。反之，如果评价因制度上的缺陷而不能正确地分配承认，就会产生导致越轨的条件。[2] 在科技界,评价的准则是唯一的，这就是默顿所概括的普遍性规范。所谓普遍性规范，就是强调检验科技成果的非个人标准，作为一种禁令，它禁止人们按照科技工作者的性别、出身、地位、名望、政治态度等作为附加条件和价值标准来评价他们所提供的科技成果。但对评价的模式，科学与技术之间却有着重要差别。主要原因在于，科学与技术任务不同，它们的成果形式也不同。普赖斯曾通俗地指出：“如果某人研究劳动的主要成果是知识，即应公开宣布以作为取得优先权的申请案的某项问题，他便是在从事科学。反之，当其劳动成果主要是物品、化学品、工艺方法,，即某种可以买卖的东西时，他便是在从事技术。[3] 科学是“好奇取向”的,科学活动的产物是阐明自然现象的本质!特点!、规律，即所谓理论成果：技术则是“任务取向”的，技术成果已被认定具有多种含义，如新技术、新工艺、 新产品和新办法，它是技术创新活动的产物。 在科技界，关于评价的模式，最为人所知的莫过于同行评议制。按照英国博登教授的观点，同行评议可以严格定义为“由从事该领域或接近该领域的专家来评定一项工作的学术水平或重要性的一种机制”[4] 现在的问题是，这种以同行审查为基础的社会学机制，究竟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对技术成果的鉴定呢？ 社会学早已阐明同行评议在科学研究领域进行评估的地位和作用，这就是它明确了科学共同体对选择和评价理论成果的权威作用。一项基础研究成果，个体和集体所起的作用是复杂的。但是谁决定取舍?显然不是哪几个权威发话，也不是来自科学系统之外的力量，只能靠科学系统本身。新理论、新成果要获得接受和确认，必须由科学群体作出判断和裁决。无论在库恩的范式理论中还是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