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的任务张旭东译.docVIP

译者的任务 在欣赏艺术作品或艺术形式的过程中，观赏者的因素从未带给人什么收获。谈论什么公众或其代表人物在此只能使人误入歧途，甚至连“理想的”接受者这个概念在探讨艺术时也有害无益，因为它无非是设定了自身的本质和在场性。艺术以同样的方式设定了人的肉体和精神的存在，然而艺术作品却从未关注过人对它的回应。从来没有哪一首诗是为它的读者而作的，从来没有哪一幅画是为观赏家而画的，也从没有哪首交响乐是为听众而谱写的。 　　那么译作是为不懂原作的人准备的么？如果是的话，这倒是以说明在艺术领域里不谙原作的读者有多么广大了。再说，这似乎也是把“同样的话”再说一遍唯一可以想见的理由。可是一部文学作品到底“说”了什么？它在同我们交流什么呢？对那些领会了作品的人，它几乎什么也没“告诉”他们。文学作品的基本特性并不是陈述事实或发布信息。然而任何执行传播功能的翻译所传播的只能是信息，也就是说，它传播的只是非本质的东西。这是拙劣译文的特征。但是人们普遍认为为文学作品的实质是信息之外的东西。就连拙劣的译者也承认，文学作品的精髓是某种深不可测的、神秘的、“诗意的”东西；翻译家如要再现这种东西，自己必须也是一个诗人。事实上，这带来了劣质翻译的另一特点，我们不妨称之为不准确地翻译非本质内容。只要译作迎合读者，这种情况就会发生。其实要是原作是为读者而写的话，它也会陷入同样的境地。可是，如果原作者并不为读者而存在，我们又怎样来理解不为读者而存在的译作呢？ 　　翻译是一种样式。把它理解为样式，人们就得返诸原作，因为这包含了支配翻译的法则：可译性。问一部作品是否可译是一个双重问题。它要么是问：在这部作品的全体读者中能不能找到一个称职的译者？要么它可以更恰当地问：这部作品的本质是否将自己授予翻译，并在充分考虑到翻译这种样式的重要性之后，呼喊着译作呢？从原则上讲，第一个问题取决于偶然性，而第二个问题取决于必然性。只有肤浅的头脑才会否认第二个问题的独立性，才会把两个问题看得同样重要。我们应当指出，某些相关的概念只有当同人联系起来时才有意义，有时或许竟获得其终极的蕴含。比方说一个生命或一个瞬间是不能忘怀的，尽管所有人都把它们遗忘了。如果这个生命或瞬间的本质要求我们永远记住它，这个要求并不因为人们的遗忘而落空，而是变成了一个人们未能满足的要求，同时也向我们指出了一个满足了这一要求的领域：上帝的记忆。以此作类比，语言作品的可译性即使在人确实无法翻译的时候也应给予考虑。严格说来，任何作品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无法翻译的。我们应该在这个意义上问，一部文学作品是不是在召唤翻译？因为这种想法是正确的：如果翻译是一种样式，可译性必须是特定作品的本质特性。 　　可译性也是特定作品的一个基本特征，但这并不是说这些作品就一定要被翻译；不如说，原作的某些内在的特殊意蕴通过译作而显露出来。可以说，译作无论多么完善，也无法取代原作的重要性，但原作却可以通过可译性而同译作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事实上，正因为译作对原作是无足轻重的，它才更为紧密地同原作联系起来。我们不妨把这种联系视为天然的，或者更进一步，把它视为译作同原作间的生命线。正如生活的表象虽与生活的现象密切相关却对之不构成任何重要性，译作也以原作为依据。不过它依据的不是原作的生命，而是原作的来世。翻译总是晚于原作，世界文学的重要作品也从未在问世之际就有选定的译者，因而它们的译本标志着它们生命的延续。对于艺术作品的现世与来世的观念，我们应从一个全然客观而非隐喻的角度去看。即便在狭隘的思想偏见充斥于世的时代，人们也隐约地感到生命并不限于肉体存在。不过我们既不能像费希纳（Fechner）那样将生命的领域置于灵魂的孱弱权威之下，也不能反其道而行之，以感官刺激这类更不确定的动物性因素来界定生命，因为这些因素只是偶尔地触及到生命的本质。只有我们把生命赋予一切拥有自己的历史，而不仅仅构成历史场景的事物，我们才算是对生命的概念有了一个交待。在我们最终的分析中，生命的范围不是由自然来决定，更不是由感官刺激或灵魂这类贫乏空洞的因素来决定，而是必须由历史来决定。哲学家的人物在于通过更为丰富多彩的历史生活去理解自然生命。无疑，艺术作品生命的延续比动物物种的生命延续易于辨认。伟大艺术作品的历史告诉我们，这些作品的渊源，它们在艺术家的生活时代里的实现，以及它们在后世里的潜在的永生。这种潜在永生的具体表现叫做名声。如果一部译作不仅仅是传递题材内容，那么它的面世标志着一部作品进入了它生命延续的享誉阶段。与拙劣译者的看法相反，这样的翻译不是服务于原作，而是其整个存在都来自原作。而原作的生命之花在其译作中得到了最新的也是最繁盛的开放，这种不断的更新使原作青春常驻。 　　这种特殊的、高级的生命更新体现了一种特殊的、高级的目的性。生命与目的之间的关系看似一目了然，实则几乎无法由人的才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