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城市农民工的犯罪与社会控制.docVIP

转型期城市农民工的犯罪与社会控制 江立华/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后 　　原载《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　　目前，我国在处于社会的快速转型时期，社会的变革、经济的转轨和组织结构的变化使城市出现大量农民工，他们游荡于城市与农村边缘，成了各种犯罪活动的主体。本文主要就该群体犯罪的原因和社会的控制问题谈一管之见。　　一、民工犯罪问题的形成机制　　农民工是城市中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进入城市后，户籍、生活方式及文化素质等都未能融入城市主流社会群体、没有被社会原有体系所接纳，而是停留在城市的边缘，所以又被称为“边缘人口”。在他们身上之所以容易产生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尤其是犯罪问题，主要原因有：　　（一）经济原因——过高致富期望的破灭　　农民工进入城市大多是为了追求经济利益。一方面由于农民进入城市后，在城市丰裕的物质和城市生活方式的刺激下，无形地拔高了其对物质的期望目标；另一方面由于农民工受到家乡亲人过高致富期望舆论的压力，因此，他们形成了过高的经济目标，希望在城市发财致富而荣归故里。而现实情况是：由于受中国城市政策、自身文化素质以及人们思想观念的限制，他们不能与一般城市居民处于同一层次上进行竞争，从而使其实现个人价值目标的手段相当稀缺的。一方面期望值过高，另一方面实现个人价值目标的合法手段相当稀缺，便使得其借助于非法手段谋取个人利益成为一种可能的选择。　　我们对河北省保定市136名农民工做了一项调查，发现月平均工资收入在200元以下的有14人，201-300元的有54人，301-500元的有49人，501-800元的有12人，801元以上的有7人。根据估算，他们一个月日常开支约需200元，也就是说，在抽样的136人中有近一半人基本上能糊口或仅有少量的节余。如果排除人们对自己钱财的保守和保护心理，我们可以作如下的进一步分析：既然流动人口的期望是为了挣钱，但结果却未能如愿。在家庭的责任和生计的压力下，他们必然会产生用非正当手段谋利的冲动或实践。　　另外，贫富不均也是导致犯罪的重要原因。农民工大多从事的是脏、累、苦的行业，无论与城市居民的物质文化水平相比，还是与本群体内的“先富者”相比，都易产生相对剥夺感。这种剥夺心理的任意发展便是导致行为偏差的主观原因。理论和实践都证明，相对剥夺比绝对剥夺更有助于犯罪行为的发生。基尼系数愈大，人们的相对丧失感愈强；而人们的相对丧失感愈强，从事犯罪活动的可能性就愈大。　　（二）社会转型造成的“规范真空”　　农民工潮水般涌入城市，脱离同原来所属群体的联系，传统的社会约束力被解脱（家庭、家族、邻里都曾是实现社会控制的重要单位；传统伦理道德和社会舆论及密切的血缘、地缘关系构成社会控制的重要力量），但又没有同新的群体建立起牢固的联系，从而出现了过渡阶段所特有的社会联系过于松弛的状况，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松散、冷漠。这将必然伴随着社会道德规范的某种危机，新的通过职业划分的群体没能及时提供调节个人欲望和行为的群体道德规范，人们价值观念混乱与迷惘（在无序状态中存在的种种违规行为方式，如权钱交易、行业垄断、假冒伪劣、坑蒙拐骗，以及由此派生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念，正在不断侵蚀着主流意识形态及其倡导的社会“主旋律”），心理承受能力差，行为必然“失范”。　　90年代中期以前，农民工的犯罪主要是心理失衡。90年代中期以后的犯人，其代偿行为已冲破了道德和法律的零界限。有的犯人说，别人活得潇洒有意思，潦倒寂寞的我就要找一些有刺激的东西玩玩，即使犯罪了，还好换一种形式体验人生。反映出伦理的极端扭曲和价值观的错位。　　（三）文化的差距与不公的待遇　　流入城市的农民工，多数由于家庭贫苦，无法获得上学、就业及技能训练的机会，属于半文盲或文盲，几乎“先天性”地处于社会边缘状态，自身素质很低。加上由于农民工身处城市文化和农村文化的交叉地带，两种不同的文化和规范之间的差距极易引起激烈的文化冲突。一方面，农民工远离家乡，长期生活于城市，从一定意义而言已成为“准城市人”，其对城市文化有一种向往，甚而模仿。但是城市通过各种形式将他们拒之于门外。另一方面，农民工既表现出接受与城市相适应的文化观念的强烈愿望，但是又有坚守乡村社会的文化观念的惰性。在农民工身上呈现了一种“文化真空”和不适应性，他们比其他社会成员更直接地感到各种社会压力和生存压力，极易受到不良因素的影响，偏离道德规范和社会行为准则，走向违法犯罪的道路。大量的调查表明，农民工进入城市后，脱离了农村的生活规则，但大多并未融入新的规则之中。据调查，前述的136人中只有32人与当地居民有密切交往，67人仅限于工作交往，31人根本没有交往（其余6人未作答）。这表明，农民工与当地的居民有一定的隔阂，难以融入当地社会，不能了解当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