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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监督原则另论 孟先锋 摘要：人民检察院作为国家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有权对刑事诉讼法的贯彻实施进行法律监督，这是我国的检察监督原则。但在理论上与国外的检察权作用的规定大相径庭。本文主要对我国的刑事诉讼检察监督权利配置的理论作一探讨。 关键词：检察 监督 刑事诉讼 侦查 控诉 审判 作为一项国家活动，刑事诉讼流程涉及国家权力的配置和运作。仅从权力主体的角度而言，刑事诉讼流程分别关涉三种国家权力，即警察权、检察权、审判权，这三种国家权力之间应该如何分配和组合，这是刑事诉讼程序设计的中心问题。尤其是检察权，上承警察权，下启审判权，无疑具有诉讼枢纽的作用。因此，检察权的配置问题成为建构我国刑事司法制度的关节问题。 长期以来，我国在观念上将检察权定位为法律监督权，并据此指导检察院的权力配置。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8条的规定：“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据此，人民检察院有权对刑事诉讼的全程进行监督，检察监督也由此成为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原则之一。那么，这一权力配置方案是否科学呢？本文对此提出了质疑。? 一、“大检察观”：检察监督原则的理论基础 依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8条的规定：“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据此，人民检察院作为国家专门法律监督机关，有权对刑事诉讼法的贯彻实施实行法律监督，这一原则被称为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原则，简称检察监督原则。在理论上，检察监督原则因与国外关于检察权作用的规定大相径庭，而一直被视为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一项特色原则，它反映了我国刑事诉讼法的社会主义性质和特色。 在列宁的这一思想的影响下，我国在构建司法体制之初就将检察机关定位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在1978年我国起草检察院组织法时，就趋向于将检察机关定位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时任彭真在向第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作起草检察院组织法的说明时指出：确定检察院的性质使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是我们运用列宁坚持的检察机关的职权是维护国家法制统一的指导思想，结合我们的情况而做出的规定。这一观念一经树立便成为检察实践和理论研究中牢不可破的壁垒，似乎成为指导检察权配置与定位的颠扑不破的真理。作为国家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检察院对于社会生活进行广泛的干预，监督者的地位当然地延伸至刑事诉讼中，检察院在诉讼中的地位仍然是法律监督者，检察院在诉讼中作用就是对刑事诉讼法贯彻实施的全过程实行法律监督，因此，在刑事诉讼中，检察院不仅是一个参与者，而且是一个监督者。在传统的理论上，也将监督权定义为检察权的本质，认为检察权本质上就是一种监督权；检察机关虽然也承担着控诉职能，但更为根本的是监督职能，在某种意义上看，控诉职能也只是作为诉讼监督的手段而存在的，是检察监督的一种形式。 二、检察监督原则质疑 关于检察监督原则，我国学者多从积极方面加以认识，一般认为检察监督原则的设立对于保障司法公正具有重要意义，有利于防止或减少刑事诉讼中的违法行为，正确适用法律，惩罚犯罪，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保护诉讼当事人的诉讼权利等。但是，我国检察监督原则对检察权性质和作用的规定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相异的这一现象，却不能不引起学者的关注和反思。经过多年的积累，近年来学术界开始出现对检察监督原则进行反思的论著。检察监督原则遭受到其建立以来的最有力、系统化的理论质疑。检察监督原则理论基础薄弱的短处暴露无遗。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检察院的设置，是由于列宁在《论“双重”领导和法制》一文中提出的“检察机关以法律监督为专职专责，不执行任何行政职能，受中央垂直领导，行使中央检察权”一段话引起的。这种以个别领导人的一篇文章，而不是经过科学论证而产生的检察机构设置，究竟有多少理论依据，迄今罕有论述。我们认为，检察监督原则的法理合理性至少面对以下质疑： ? （一）质疑之一：检察权在本质上是法律监督权吗？ ?权力的合理配置以对权力的正确定性为前提。检察监督原则在我国的确立，就是以检察权本质上应当是法律监督权这一认识为前提的。既然检察权是法律监督权，那么行使这一权力的国家机关当然就是法律监督机关，当然就有权对刑事诉讼的全过程进行监督，这在逻辑上是能够自圆其说的。但问题在于，检察权真的是一种法律监督权吗？ 从历史起源上考察，检察权并非与刑事诉讼相伴而生的，检察权的产生是近代刑事诉讼控审职能分离的结果。在奴隶制社会的弹劾式诉讼模式下，由于将犯罪等同于私人纠纷，因而实行私人告诉制度，控诉由私人（被害人及其近亲属）提起，国家并未设立控诉犯罪的专门机关，因此，这一历史时期并没有检察权存在的空间。但是，由于私人追诉的不力，使得大量的刑事犯罪行为不能受到惩罚，这就妨害到了社会的秩序和安全，于是产生了要求国家追诉的呼声。基于此，在封建纠问式诉讼模式下，开始采行国家追诉主义，由国家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