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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朝政权合法性 　　刘邦以布衣得天下，政权的合法性问题是中国王朝首次要面对的问题。贵族当政的合法性不成问题，是一直延续的传统。秦虽然秦末农民陈胜已经提出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惊人口号，但终于功败垂成，而刘邦成功了，夺得了天下，就不再是简单的发问了。 　　汉承秦制 　　刘邦以布衣得天下，政权的合法性问题是中国王朝首次要面对的问题。秦以前不存在这个困难，贵族当政的合法性不成问题，是一直延续的传统。秦皇是最后的贵族。虽然秦末农民陈胜已经提出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惊人口号，但终于功败垂成，而刘邦成功了，夺得了天下，就不再是简单的发问了。 　　秦虽雄并六合而成统一国家，在政治制度上完成了大一统，但即兴即灭。刘邦经过咨询众多专家，得出结论是，秦只有法制而没有意识形态，没有国家和社会的理念，这样就缺乏思想和精神上的大一统，没有思想和精神上的统一就是没有实现全方位的国家统一。秦王朝对利用鬼神权威去治民的做法嗤之以鼻，它是一个没有国家观念，只有法规的政权。虽坑儒数百，但实际上百家仍然各自自由思想。法家只是在政治上的主流，并非公认的思想权威。 　　汉朝批评秦灭六国后以力压人，制度虽强，却伤人心，汉朝就要扭转，搞大平反，凡是以前受迫害的，都予昭雪，把六国被杀的那些人的后代都找出来，包括孔子的后代，甚至秦的后代，陈胜的后代，使人看坟，让他们还继续祭奉自己的祖先，保持祭祀。所以汉初时，原来各国的文化杂陈，有秦式的、楚式的等等。 　　汉初崇黄老。黄老之说有与民休息的特性，之所以崇黄老，一是接受强秦暴亡的教训，二是如钱穆所论，农民布衣政权有着朴素崇自然的倾向。 　　自战国时就一直有黄老之学流行，秦时也有，来源于战国时候的一个隐士之类的人，叫河上丈人。汉朝一方面延续了与法术相通的黄老，但也批评秦时只强调了其应用部分，而忽视了其无为而治的道家本质。汉初，开黄老之学政治操作之先河，黄老之学的政治操作是道家兼收了一些法家内容融合造成的一种平衡。虽崇黄老之学，但整个社会思想仍然有“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的现象。 　　汉景帝时有过一场政争：在朝廷上黄老学者黄生断言，周武王用武力夺天下是谋逆不道，儒生辕固生则说，商纣暴虐无道，武王伐纣是顺应民意，得民心就是得天命。黄生说，冠虽弊也得戴在头上，鞋虽新也要穿在脚上，这叫上下有别。纣虽失道，汤武虽圣，臣诛君，犹如鞋加于头。如何能行。辕固生说，那汉高祖代秦而立，不也变成错误的了？景帝赶紧打住：“吃肉而不吃马肝(马肝有毒)，不算没有品味；讨论学问不争论汤武革命，不算愚昧。”从此不再争论。这一“不争论”模式也是后世历代的习惯，凡是敏感问题就不争论，在思想上不容易解决的，就在行动中解决。 　　独尊儒术 　　汉武帝时，发生了从黄老到独尊儒术的转变。在治思想史的学者看来，这是不得了的重大历史事件，因为从这里汉武帝完成了另一层次的大一统，使这个政权有了统一管理政治生活、伦理、文化甚至日常生活的指导性意识形态。 　　汉武帝向天下“贤良文学”之士发布“策问”：“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等等一大堆政治问题。在元光五年(前130年)的一次策问中，重重疑虑简做五问，问的都是关于政治的“大道之要，至论之极”。当时前去对策的贤良文学之士前后百数，董仲舒是其中之一。他提出禁绝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的诸家之说，而独尊儒术。 　　儒学经典《诗》、《书》、《礼》、《乐》、《易》、《春秋》，本是周朝贵族要学习和掌握的六种知识和技能，到汉时，落到实处的只有五经了，有一说，是《乐》只有记而无经，它不是文献而是乐谱；还有一说，是秦始皇焚书时《乐》被焚烧，再无存本。当时《春秋》有三传：左传、公羊传、毂梁传，汉武帝立为官学的是《春秋公羊传》，董仲舒就是研究公羊传的大师，他以公羊经师的身份，举着孔子做《春秋》这面大旗，解读经典。 　　儒在先秦属于保守思想，儒学的政治理想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其实做不到，实际上无论是汉武帝还是董仲舒心思都不在《春秋》记载的鲁国编年史，公羊春秋本就重不在此，而是从《春秋》的“微言”中读出“大义”。在这种解读中夹杂了道家、阴阳家等多家的思想，似乎并不真废百家。董仲舒之前，汉高祖时的儒生陆贾成为“汉代重儒”第一人，陆贾虽然重儒，但在他看来，“书不必起仲尼之门，药不必扁鹊之方，合之者善可以为法，因世而权行”。董仲舒只是不直说，但把所有可以加以利用的都套在儒学的外壳里了。与黄老无为之术不同的，可能也是被汉武帝最看中的是儒家力倡的“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随”的君臣秩序。在政治方面，周以来的天命理论和“天下莫非王土”的天下理论，还有儒家的仁政王道理论，都是汉儒现成的资源。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理论虽然被后世认为是庸俗儒家，但却成功地把上述的两种政治资源结合起来而成为国家理念或意识形态，这样就从统治天下进而发展到有了统治天下的合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