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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帮·思考【摘要】：本文首先对商帮出现的原因和各种商帮的现状进行了系统的阐述，以及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商帮组织，接下来从五个方面表达了我对商帮的思考，对其本质进行了一些剖析，从明清商帮和新商帮两个角度对商帮的发展进行述说，以及商帮文化和中国经济的影响，从多个角度述说了商帮，最后，以正确对待商帮这种经济现象来结束全文。【关键词】：商帮本质特点经济文化。二零一四年十二月十五日这学期我选修了唐敏老师的中国商帮这门选修课。在这门课的学习过程中我学到了很多，也使我高中所学的知识得到了温习，从中国商帮的发展与商人文化的学习中，我受益匪浅，也对商帮有了很多的思考。中国历史是一部漫长的封建史，重义轻利的儒家文化和农耕经济的主流使得市场经济之花迟迟难以萌发。伴随几百年商品经济的发展，到明清时期商品行业繁杂和数量增多，商人队伍日渐壮大，竞争日益激烈。而封建社会统治者向来推行重本抑末的政策，对于商人而言，国家没有明文的法律保护，而民间又对商人冠以“奸商”的歧视。因而，在那样的年代，商人利用它们天然的乡里、宗族关系联系起来，互相支持，和衷共济，于是就成为市场价格的接受者和市场价格的制定者和左右者。同时，商帮在规避内部恶性竞争，增强外部竞争力的同时更可以在封建体制内利用集体的力量更好的保护自己，商帮在这一特定经济、社会背景下应运而生，相继崛起了十大商帮。其中，晋商、徽商、潮商为势力最大，影响最远的三大商帮。商帮由亲缘组织扩展开来，由于籍贯相同而具有相同的口音，相同的生活习惯，甚至相同的思维习惯和价值取向，从而形成同乡间特有的亲近感，自古把“他乡遇故知”视为四大乐事之一，都表明中国人特别是传统中的中国人的乡土观念是极为浓厚的，商帮就是建立在地缘基础上的商人组织，按地域划分，有所为本帮和客帮之分。“商帮”作为一个地域的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主流力量，对一个地域的经济腾飞和社会发展起着越来越强劲的推动作用。我们要辩证地看待“商帮”这种社会历史现象，正确地对待“商帮”。接下来我将从如下几个方面谈谈对中国商帮的思考：一、“商帮”出现的原因：“晋商”、“徽商”是封建社会末期及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转型时的产物。而“浙商”等新商帮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时的历史代表。计划经济向初级市场经济过渡时期是浙商崛起的时期。二、商帮的本质特点：商帮，是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一种经济现象。尽管有多次的历史更迭，中国商帮仍然是全球商业文明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在中国的历史上曾涌现出很多堪称不朽的商帮，他们凭借着地缘优势和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在不同阶段创造了商业奇迹，他们独特的商道也创造了中国独特的商帮商业文明。此外，我们应该看到历史上中国商帮的缺憾。明清时期中国的商帮都带有明确的地域特征，徽商、晋商、浙商、无一不是以商人的籍贯地域命名的，其组织的核心纽带本质上就是地缘、血缘、亲缘，他们在经济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人格化交易方式维系的，一旦脱离人格化交易方式的限制，不讲诚信的行为比比皆是；尽管在一定条件下，商帮文化有助于润滑交易以及降低交易成本，但是，同样的，也会导致商帮的封闭性，阻碍商人开拓新的商业和产业领域以及形成路径依赖。只要具备时机，商帮中的商人就会将人格化做法运用到官商关系中去，形成一种商帮与官府勾结，商人私利与公共权力的结合，破坏正常的交易秩序，导致政治腐败的出现，红顶商人胡雪岩如此，晋商代表乔致庸也是如此，商帮难逃覆灭运，作为一个独立运作体系的商帮，在中国漫长的封建帝制时代是不存在的，商帮的命运掌握在强势的皇帝及官僚阶层的手中。商帮必须依附于封建经济，跟皇权、跟官府勾结，晋商与徽商也难逃此运。时代在进步，我们的企业家已经不是历史上的封建商人。今天的中国商帮不再是生活在一个闭关锁国的国度，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开放的世界市场，一个以追求公平、公正、公开的国际大环境，其竞争对手都是推崇非人格化交易方式（契约化交易模式）的国际资本集团。　环境在变化，中国商帮的核心价值观也应该随之而发生变化，传统商帮文化中狭隘的地方主义和钱权交易的思维模式应该被抛弃。改革开放20多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显性特征便是新商帮的复兴，新浙商领一时风气与潮流之先，中国新商帮在改革开放之后开始了历史性的重新崛起。目前，环渤海、环三角和长三角占中国经济总量的绝大部分比例，而这些区域经济圈中，私营经济增长迅速。但是，新商帮的发展，仅限于复苏而已。相对于国民经济的重要性而言，相对于整个社会商业价值体系而言，新商帮并没有完全复兴，甚至在一些领域，新商帮的文化影响力是弱化的。有三个例证，一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少有新商帮的影子，中国商帮的竞争力主要体现在劳动密集性产业；二是缺少标志性的商帮领袖人物；三是价值观并不主流，甚至有边缘化的危险。这是中国新商帮发展应该关注的问题。商帮的完全复兴，需要全社会构建一个宽松的商业文化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