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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论》导读?此文为章太炎、刘师培等撰,徐亮工编校《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论》(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年10月出版)导读。 新文化运动期间，老革命党张继曾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章”，中国政体虽 变，“戏剧文学仍照满清帝政时代的样子”，可知其“思想仍是历史传来的家庭个人 主义”；而“风俗如婚宴丧祭，与非洲的土人相去不远”，可以说“思想风俗一切全 没有改”。1?他所关心的，是思想风俗与政治的关联。2?所谓中国“思想风俗一切全 没有改”，颇能代表很多老民党对民国代清这一政治鼎革的整体失望，或有些“故意 说”的成分。然而张氏关于“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章”，却有所见。 从最粗浅的层面言，当不少人开始整体反思一个时段的往昔之时，这“一个时代”大 约也就真正成为“历史”了。与张继的观察不同，在“思想”和与其关联密切的“学 术”方面，民初中国实际处在一个典范转移的时期。最明显的一个表征，便是许多时 人动辄曰“近三百年”、“三百年来”的称谓来表述刚刚过去的昨天。3?不论表述者 自觉不自觉，时人有意无意间已感到思想学术等“世风”到了该做总结的时候了。 这方面梁启超仍然是开风气者，他在1923-1924年间开出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的课程，随即出版了同名的讲义。4?此后蒋维乔、钱穆、龙榆生等人的思想史、学术 史以及词选，也都沿其例冠以“近三百年”。5?词选不必论，在学术史思想史方面， 后来影响最大而多次再版者，则为梁、钱二氏的同名著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梁启超早在1902-1904年间即著有《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其中1904年所著 的《近世之学术》一部分，约占全文三分之一，已开始通论这一时段的“学术思想” 。6?1920年出版的《清代学术概论》，字数上比前论扩充一倍有余；7?而《中国近三 百年学术史》则不仅分量大增，立意上也稍别。用他自己的话说：该书旨在说明“清 朝一代学术变迁之大势及其在文化上所贡献的分量和价值”，之所以“题目不叫做清 代学术”，是“因为晚明的二十多年，已经开清学的先河；民国的十来年，也可以算 清学的结束和蜕化”；故“把最近三百年认做学术史上一个时代的单位，似还适当” 。因此，这“也可以说是十七、十八、十九三个世纪的中国学术史”。8 从其三次论述看，最后一语看上去似乎不过由“清代”返回早年的“中国”，但前次 表述时还在清季，对一般人而言“中国”与“清朝”基本就是同义词；此时则已在民 国，其特意表明“不叫做清代学术”，并用西历之世纪来标举“中国学术史”的时段 ，在力图表述得更“科学”的同时，多少也有些“去清朝化”的涵义在；与近年西方 汉学界特别强调“清朝”的“非中国”特色，看上去适成对照，背后的思虑或也有相 通之处。 梁启超三次论述的另一变化，即其最初所论是“学术思想”，后两次则仅言“学术” ，而不及“思想”。其实他三次所论述的，如其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所说，除具体 人、事的去取有差异外，根本观念无大异同；9?三者的研究对象基本是一回事，可见 明显的继承关系。则晚年梁氏仅言“学术”而不及“思想”，固可能有更加“精密准 确”的自觉意识在，但若说其心目中“思想”与“学术”的关系密切到几乎可以混为 一谈或融于一炉的程度，大概也差不多。10 中国传统本不强调学术分科，今日所谓“思想”与“学术”之分，在清人以及清代以 前绝大多数历代学人心中，或根本不存在。故梁启超和钱穆的两本同名著作，一般被 视为既存关于清代“学术史”最权威作品，但同时也是清代“思想史”的必读书；若 依今日的后见之明看，或许还更多是思想史著作。如李学勤先生以为梁启超书基本是 学术史，而钱穆书“便实际上是思想史，而且主要是哲学史”。11?有意思的是，陆 宝千先生晚近所著的《清代思想史》共八章，其以“思想”名者仅二，以“学”名者 凡六；12?故其全书虽以“思想史”名，却明显继承了梁、钱二氏的“学术史”取向 ，颇值玩味。可知20世纪思想史与学术史著作的“沟通”渊源甚早，影响也相当深远 。 马克思主义史家侯外庐关于这一时段学术思想的研究是另一个明显的例子，侯先生先 出版了两大本《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13?其书名与梁、钱二书接近。其后此书屡 有改易，然1949年后各版本虽多在前书的基础上改写，却明显越来越偏重于接近“哲 学”一线的“思想”，而原较注重的“学说”反倒淡化了(这或许是受到苏联学术倾 向的影响)；后出各衍伸版皆无“学说”二字，多称为“思想史”，甚至有径名为“ 哲学史”者。如1956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便是在前书基础上 补充修改而成，不过略去了鸦片战争以后的原第三编。这一修改本后来成为侯先生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