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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达的救赎伦理与理想主义精神 文/高忠锋 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经济范畴已被人们广泛接受，但市场经济行为本身的伦理建设仍需进行。经济和伦理是人类生活的两重空间，满足人的两重需求：生存需求（经济的）和怎样生存的需求（伦理的）。市场经济在取得巨大成功的背后，一定有一种强大的经济伦理在维持市场经济下的社会道德秩序，进而为人们提供一种个人良知，促使人们履行市场经济下的伦理要求。 一 卓达集团发展到今天，引领产业进步，标杆行业方向。驱使卓达具有如此庞大体量的内因，一定是体现企业创始人哲学的企业家精神，一定是企业家精神沉淀而成的企业伦理，而不仅仅是资本、技术和人力。诚如杨卓舒先生所言：“产业安全、产业发展必须有一个坚实、广泛的伦理价值基础，缺乏伦理基础的产业注定不安全。综观人类发展史，一个国家、一个产业如果没有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伦理价值基础，其经济必然脆弱、苍白、没有生命力，根本无从谈及真正的竞争优势。” 企业伦理隶属于企业文化，企业文化本身就是企业创始人的哲学。企业文化和企业的关系，犹如人体气血之关系：“气为血帅，血为气母，气重于血”。源于气能生血、气能行血、气能摄血，气行则血行，气滞则血瘀；血为气母，血是气的载体，血给气以营养，“血为气之舍”；气为阳，血为阴，彼此依存、相互资生、相互为用、相互制约，“阳予之正，阴为之主”。故企业文化与企业的关系正是“有形之血不能自生，生于无形之气故也”，文化赖企业而生，企业因文化而活。 企业伦理是企业存活的“气”，没有企业伦理，企业必然消亡。卓达构建的企业伦理是什么？杨卓舒先生一针见血地予以答复：“为产业注入更多的人文精神，更多的责任和使命。只有责任和使命才能激励生命在茫茫宇宙中找到出路，体味到创造的无限和美好；只有责任和使命才能助力企业穿越汹涌的波涛，提升到全新的高度；只有责任和使命才引领产业自然而然切中人类命运的关节点，浩浩荡荡地驶向未来。” 其实关于企业伦理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早在100多年前，马克斯·韦伯在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便从新教伦理的角度阐释了现代资本主义为什么在西方兴起而没有在东方发生的原因。 他认为新教伦理中的“天职观”、“禁欲主义”决定了人们的社会行动。“天职观”认为“在现代经济制度下能挣钱，只要挣得合法，就是长于、精于某种天职的结果和表现。”同时“如果财富是从事一项职业而获得的劳动果实，那么财富的获得便是上帝祝福的标志。”“禁欲主义”驱使新教徒们努力工作，积累财富，又不允许他们把这些财富用于消费，更不允许他们把这些财富白白放在那里不派用场，结果便是新教徒们克制肉体欲望，用于投资，产生了一种新的经济秩序。因此，对于新教徒而言，追求财富和渴求成功的欲望和天职观、禁欲主义伦理奇妙的结合在社会个体身上，形成了驱动个人发展的内因，进而形成资本主义精神。 资本主义精神就是不断追求财富的精神，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时间信誉观念、效率节俭观念、平等竞争观念；以及艰苦劳动、积极进取的理性精神。马克斯·韦伯正是以新教伦理中的“天职观”、“禁欲主义”为桥梁，把道德伦理和以追求利益为目的的经济行动结合起来，构建了资本主义精神，成为驱动资本主义经济持续发展的内因。 企业伦理的建设，不是探究企业的原罪，不是为企业的存在寻求合理的理论注脚。企业伦理是企业持续发展壮大的灵魂和精髓。任何企业的发展都要经历创业期、快速发展期、高速发展期和转型期四个阶段，支撑企业持续发展并基业长青的一定是企业伦理及在企业伦理基础之上衍生出来的企业精神。偏激、极端的企业伦理注定企业的消亡，要么企业诞生之初“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里都留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要么就如早期华为狼性文化的黯然失色。 二 用心研读杨卓舒先生的《随想录》和《我的救赎，我的自由和卓达》，管中窥豹，稍微能在立体、多元的杨卓舒思想中，厘出一点思绪。不揣谫陋，愿做井底之蛙，呱呱一叫，以博一笑。 窃以为杨卓舒先生的自我救赎思想，形成了卓达的救赎伦理，救赎伦理的不断自我改造、自我提升、自我完善的理念，又和卓达“追求卓越，德达天下”的企业宗旨相吻合相对接，从而升华成为卓达的理想主义精神，驱动企业孜孜以求于“民主法制社会，自由市场经济”的社会理想。 救赎伦理（救赎观），是基督教的一套复杂的思想和实践体系，完成救赎绝非易事。“救赎”类似于佛教的“解脱”、道教的“救劫”和民间信仰的“收圆”。“救赎”源于人的生老病死、贪痴嗔或对理想世界的渴望和追求。本文所说的救赎，专指从不完美到完美的整全愿望，亦即力求完美。“救赎”的过程要么依靠“他力”完成救赎，如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上帝”或“默罕默德”；要么依靠“自力”完成自我的改造、提升和感悟，比如儒家思想、马克思主义哲学、存在主义的“修身”或“存在”。 卓达的救赎伦理，本身就是自救，就是依靠“自力”力求完美的一个整圆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