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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政治道德指称对象与政治参与主体演变分期研究作者：王栋来源：作者赐稿本站发布时间：2010-11-28 10:51:54阅读量：54次 【摘要】本文主要阐述两条主题线索：一是以历史性的叙论方法，将我国从古至今政治道德指称对象及政治参与主体的演变作一概要性总结梳理，二是在客观历史分析的基础上，论述政治参与主体的范围扩大，而由此带来的政治道德指称对象范围的扩展，即政治道德指称对象已不仅仅是指为政者的执政道德要求，它已衍化为以广大民众为基础的所有政治参与者。这一划时代的根本性变化，是历史的重大进步，同时也对当前民主政治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挑战，它必将为新一轮的政治发展提供新的政策支持和问题启示。　【关键词】政治道德 政治参与 公民政治道德 主体　一.在周代至宋元时期，君权虽然占绝对主导地位，政治道德这个概念只适用于君主等统治者，民众没有政治参与权，因而也就没有什么政治道德可言，但是在这段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君主应以民为本，重民爱民思想也不乏出现，民众从最初的无知愚昧绝对服从，到对君主政治得失、政治道德优劣的考察，以是否对民有利等为标准，这是历史的进步。总结周代至宋元时期整个过程，为政以德、王权至上思想与民众参与的协调发展是这个阶段的发展特征。(周代——宋元时期)　为政以德，即统治者自身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并且依据优良的道德品质治理国家，以优良的道德品质影响民众，就可以获得民众在心理上的支持。因此，为政以德可以称之为德治。为政以德思想或说德治思想，在周代至宋元时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或者说三个德治思想强化的轮回过程。第一轮回是从周代礼制的始源到德治的第一次上升到儒家治国思想的核心理念，即孔子的德治思想。第二个轮回是从孔子的儒家思想为代表的德治思想，经过孟子、荀子，秦汉时期陆贾、贾谊等的丰富或补充，到董仲舒“独尊儒术，罢黜百家”，将德治思想重新确立到最为至上的高度;第三个轮回是，从董仲舒开始，又经过魏晋玄学、隋唐民本思想的重视，而到朱熹对于儒家德治思想的又一次回归。德治思想发展的三次轮回不是从起点到终点又回到起点的过程。而是在法制思想、民本思想及重民思想等对德治补充的基础上，又将其整合到德治思想中，是进一步对德治思想的完善和发展。这三个阶段，不仅是德治思想的发展完善到“回归”的过程，同时也是王权得到进一步强化的过程。这种王权的强化与德治思想的发展是协调一致的关系。一方面是因为封建集权制度的确立，加强了王者的权力，而王者要想将权力牢牢掌握于手，也必须不断增强自己的治国为民的思想，以增加自己统治的合法性和民众的依附度。在每次轮回中，王权是强化过程，也是民众政治参与程度从增强又到削弱的过程。这种增强与削弱的关系是，增强幅度大而削弱幅度小。因此，在三个总轮回中，民众参与的总趋势是逐步增强的。　1、第一个轮回，周代礼制的确立到孔子关于德治思想最早系统阐述。关于周王朝为何能够兴盛，推翻商王朝的暴政，周公解释说，这主要是因为周人有德，“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庸庸、袛袛、威威、显民，用肇造我区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1]。然而至春秋时期，西周以来的政治经济制度以及专制国家的政治秩序正日益受到破坏。在这样的形势下，孔子倡导恢复周代的制度。并在周制的基础上进一步阐发了自己的思想。孔子主张政治上实行德治，“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2]孔子德治思想的核心是礼治。孔子认为，礼对于国家政治事务尤其重要，统治者应该遵循礼的规范治理国家，“为政先礼，礼，其政之本欤?”[3]如果统治者根据礼的规范治理民众，就能够获得民众的尊敬与服从，“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礼，则民易使也。”孔子认为，礼治主要是统治者的责任，对于统治者来说，更重要的是遵循礼的精神来治理国家。孔子把礼治归结为统治者，而普通老百姓是与之无关的，因为老百姓根本没有参政的资格。老百姓是没有政治权利的。孔子为此还制定了严格的界限，“不在其位，不谋其政”[4]，“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5]。国家的一切权力归为皇帝所有，“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6]由于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孔子认为，必须有一部分人谋道，而有一部分人谋食，“君子谋道不谋食”，这样，知识便成为统治者的私产，而民众永远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愚民。孔子便设计了一种君权圣知政治统治模式，就是由圣知贤君对于愚昧的民众的政治统治，百姓只得服从，没有任何政治参与的余地。孔子的这种权力掌握在统治者手中而民众无权的思想，在整个封建社会是占主要地位的，是整个封建制度的基本特征。　2、第二个轮回，即孔子之后的孟子和荀子，也基本延续孔子的德治思想。孟子将其发展为“仁政”，在仁政思想里，孟子将王者的仁政增加了“与民同乐同忧”，一切物质和精神财富均“与民同之”，不仅如此，王者还“制民之产”，尽力增加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