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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意识形态化到片面化羊城晚报：今年正值/figure/detail.php?id=113 \t _blank鲁迅诞辰130周年，到现在为止，鲁迅的形象在主流评价中，大致经历了一个怎样的变化过程？林贤治：1949年之前，中国共产党也是非常重视鲁迅的宣传的。鲁迅逝世一周年（1937年），在延安举行了隆重的鲁迅纪念活动，/figure/detail.php?id=6 \t _blank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论鲁迅》的演讲；1940年，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对他的“三个家”（革命家、思想家、文学家）评价也很高；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一再论及鲁迅；建国后，1956年举行过很隆重的鲁迅纪念集会，1958年出版了《鲁迅全集》；“文革”期间鲁迅的很多单行本在文艺百花凋零的时候还可以出版。1981年又重版了《鲁迅全集》；200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又新出了一版《鲁迅全集》。今年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鲁迅大全集》。近三十年来，还有过好几次大型纪念活动，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物都出场了。羊城晚报：对一个人的评价，为什么会有如此变化？林贤治：1936到1937年左右，在盖“民族魂”那面旗帜的时候，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毛泽东就使用了“民族英雄”这个词来评价鲁迅，强调他的“一致对外”的影响力。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就有将鲁迅意识形态化的倾向，把鲁迅当成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此时强调的是鲁迅的“集体主义”精神，于是抹杀了鲁迅的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出于“为政治服务”的需要，甚至宣告“鲁迅的杂文时代”已经过去了。毛泽东对鲁迅作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的评价是一种高度的抽象概括，具体分析起来就有一些带本质性的否定成分。几年前我在《收获》杂志上发表的《鲁迅三论》，就说到这个问题。例如他的杂文批判性很强，他批判传统文化，批判专制政体，批判统治者（他称为“权力者”、“权势者”、“有力者”），也批判“国民性”。批判国民也即所谓“人民”。但是毛泽东就把鲁迅杂文的批判性局限在“敌人”方面，认为他是不批判人民的。毛泽东在给周扬的一封信中，也说到鲁迅对中国农民革命缺乏认识。看他对阿Q的批判，以当时的阶级论，阿Q就不是敌人，反之，贫雇农还是革命的依靠对象，基本队伍。1949年之后的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不断左倾，到了“文革”更是登峰造极，那么对鲁迅的这种不准确的片面的意识形态化的形象宣传也被推到极致。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官方基本有两个定位，一个是在80年代中期，在当时有一个“文化热”，重点研究鲁迅与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的关系，鲁迅成为了“文化鲁迅”；第二就是鲁迅成为了“爱国鲁迅”。在最近的30年里面，“中国可以说不”、“中国不高兴”这种民族主义还是很盛行的，把鲁迅往民族主义、国家主义靠还是很有市场的。普通大众从人性化到“好玩”羊城晚报：普通大众对鲁迅的评价和认识也经历了这么一个过程吗？林贤治：官方跟民间的看法不完全是重叠的。比如茅盾最早说“不要神化鲁迅”，这个说法表面上看起来是四平八稳的，中肯的，但实际上是不对的。鲁迅本身就不是神，这种论调背后往往是要取消鲁迅存在的伟大意义。上个世纪80年代，存在主义哲学刚从西方介绍进来，讲的是“人怎么生存”的问题，于是就有一些人把关注点放在鲁迅孤独的、虚无的、绝望的方面，这是对鲁迅形象的改写。鲁迅确实绝望，确实孤独，他内心很黑暗，这是事实，而且这些在过去是被掩盖了的，意识形态化的鲁迅是没有这些方面的存在的。鲁迅的这种真实的存在被学院派的学者发掘出来了，这也应当算是一种进步。但问题在于，鲁迅是绝望的，也是反抗的，而他们把鲁迅的那种反抗性去掉了，放大了他的虚无性，他身上尼采式的自由意志的东西被否定了，韧的战斗从而也被去掉了。羊城晚报：当下鲁迅的形象又有什么样的特点？林贤治：现在周海婴父子又把鲁迅人性化。过去我们看到的鲁迅就是那种非常褊狭的，就像苏雪林攻击的那样，动不动就要斗争的。周海婴父子力求还原鲁迅人性的、爱的方面，这种近于“纠偏”的做法或许是必要的吧？但是如果不承认鲁迅首先是一个“战斗者”，这样一宣传，鲁迅似乎就同五好家庭的那些模范家长没什么两样了。爱和憎是鲁迅的两面，因为他爱下等人，所以他憎上等人；因为他爱无权无势者，所以憎专制统治者。这是他跟别的爱的说教者、基督徒等一味宣传“博爱”的人所不同的地方。还有人用“好玩”来消解鲁迅的严肃性和斗争性。鲁迅身上确实有天真的特质，他是真诚的，常常表现儿童一样的天真；但是在他那里，同时存在着一种斗争的严肃性，不那么“好玩”的成分。羊城晚报：有可能因为表述时所受的一些限制，人们在评价鲁迅时只能着眼于一个或几个方面？林贤治：这就涉及到一个基本立场和方法论的问题。任何事物，决定它的特性的是它最基本、最本质的方面。鲁迅是个思想家，也有很多别的思想家，是什么决定了他与别的思想家的区别的呢？所以我们要找出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