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朱熹理学的最高范畴.docxVIP

朱熹理学的最高范畴朱熹把理学推向理论巅峰的根本标志是引进“太极”和“无极”概念，在二程的基础上创新了理学的概念格局。在二程理学中“理”是最高范畴，在朱熹理学中“理”是核心范畴，但不是最高范畴，最高范畴是“无极”和“太极”。一、朱熹对“太极”概念的改造朱熹的“太极”概念源自《易传》，是对《易传》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太极”在《易传》中表征阴阳二气混沌未分的那种状态，也就是物质或“气”的一种存在状态。但是，《易传》在提出“太极生两仪”的同时，又提出“形而上者谓之道”和“一阴一阳之谓道”两个命题，没有把“太极”与“道”的关系说清楚。后来周敦颐《太极图说》提出“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这里的“太极”概念与《易传》是一致的，还是表示物质或“气”的一种存在状态。但《太极图说》吸收老子的思想，把“太极”置于“无极”之下，成为“无极”到“阴阳”的一个中间状态。邵雍在《皇极经世书》中提出“道为太极”的命题，认为“生而成，成而生，《易》之道也”，而“《易》者，一阴一阳之谓也”，又“太极生阴阳”，所以“道为太极”。邵雍在这里犯一个混淆概念内涵的错误，把“阴阳之道”与“阴阳之气”混为一谈，进而在这个错误的基础上把“太极”规定为“道”，改变了“太极”的内涵。有意思的是，朱熹一方面纠正了邵雍把“阴阳之道”与“阴阳之气”混为一谈的错误，另一方面却接受了邵雍关于“道为太极”的命题，明确地改变了《易传》对“太极”内涵的规定。朱熹说：“《大传》既曰‘形而上者谓之道’矣，又曰‘一阴一阳之谓道’，此岂真以阴阳为形而上者哉？正所以见一阴一阳虽属形器，然其所以一阴而一阳者，是乃道体之所为也。” （《答陆子静》，《朱文公文集》卷三十六）意思是说，《易传》中这两句话，难道真的是说“阴阳之气”属于“形而上”吗？不是的，因为阴气和阳气是有具体形态的，但阴阳的相互作用和运行变化却表现出超越具体形态的规律性。也就是说，阴气和阳气不是“道”，但所谓“一阴一阳”说的却是“道”，不能把“一阴一阳之谓道”中的“一阴一阳”理解为一个阴气一个阳气，而要理解为“阴阳”的相互作用和运行变化。朱熹对《易传》中“一阴一阳之谓道”这个命题的理解是准确而深刻的，明确指出了“阴阳之道”与“阴阳之气”的差异，澄清了这方面的概念是非。另一方面，如果说邵雍是以概念的混淆为前提而主张“道为太极”的话，那么朱熹则是在澄清概念是非的基础上，直接在“道”的意义上来理解“太极”。他不是把“太极”理解为“道”的载体，而是理解为“道”本身或总体，即所谓“道体”。在这个意义上，朱熹也改造了《易传》关于“太极生两仪”这一命题。在这里，“太极”与“阴阳”二气之间已经不再是“生”与被“生”的关系，而是作用与被作用的关系，所谓“一阴一阳虽属形器，然其所以一阴而一阳者，是乃道体之所为也”。就是说，“气”之所以表现为“阴”与“阳”两种性质并相互作用，正是“太极”这个“道体”所作用的结果。朱熹理学作为二程理学的发展形态，“理”或“道”在其概念体系中当然仍居于核心地位，有时看上去也居于最高地位。他说：“天下之物，则必各有所以然之故与所当然之则，所谓理也。”（《大学·或问》卷一）又说，阴阳之气的交易变化“是孰使之然哉？乃道也”（《朱子语类》卷七十四）。其他诸如“太极理也”（《语类》卷九十四），“天即理也”（《八佾》，《论语集注》卷二），“性即理也”（《语类》卷五），“心与理一”（《语类》卷五），等等，都是说“理”或“道”有至高无上的地位，甚至“太极”也不过是“理”或“道”的一种表现形式，“理”或“道”与“太极”的关系好像是一般与特殊的关系。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在朱熹理学中，“太极”毕竟高于“理”或“道”。朱熹之所以把“太极”规定为“道体”，目的就是要强调，如果没有“太极”，那么“理”或“道”就没有根，没有依托。朱熹说：“总天地万物之理，便是太极。”（《语类》卷九十四）在这里，朱熹已经明确地用“太极”指称宇宙的一般规律，而以“理”来指称万物的具体规律，用“太极”来代表“理”的总体。他又说：“盖统体是一太极，然又一物各具一太极。”（《语类》卷九十四）这里强调“太极”统贯万物，一本而万殊，进一步明确地显示出，在概念上，朱熹宁可不讲“理”，而只讲“太极”，或者说，“太极”不仅可以代表“理”，甚至可以代替“理”了。综合这两个方面的情况，可以看出，在朱熹理学的概念体系中，“太极”与“理”相比较，只能是前者高于后者，而不可能相反。可以认为，尽管在朱熹的一些具体说法上存在着明显的矛盾，但他毕竟确立了“太极”的最高地位。二、朱熹对“两极”（太极与无极）关系的定位朱熹把“太极”置于“道体”的地位，在概念层次上已经高于“理”或“道”了，好像在朱熹的理论体系中“太极”已经是独一无二的最高范畴了。如果真是如此，那么“太极”作为“理”的代表或总体，它并不能从根本上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