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允价值计量与高管薪酬契约的动态调整刘浩,杨尔稼,李灏,孙挣.docxVIP

公允价值计量与高管薪酬契约的动态调整刘浩杨尔稼李灏孙铮（上海财经大学会计与财务研究院，上海 200433）【摘要】高管薪酬契约是解决股东和管理者之间代理问题的重要工具，良好的薪酬契约设计将可以有效利用企业的可获得信息来度量高管的努力，从而降低度量费用。本文利用一次“干净”的外生性强制信息变更——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2006）引入公允价值计量，讨论中国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契约是否随着公允价值计量的会计信息的变化而进行动态调整，从而研究中国上市公司的薪酬契约效率，以及深化对中国会计改革的经济后果的讨论。本文发现：（1）会计业绩中采用公允价值计量后，中国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契约确实出现了动态调整，这说明上市公司看重公允价值计量对高管努力的度量，公允价值计量在增量意义上，提高了会计业绩与高管薪酬之间的正向契约相关性。（2）虽然高管薪酬出现了动态调整，但是会计利润与高管薪酬的不对称性，在采用公允价值计量后依然存在——正的公允价值变动带来更多的薪酬，负的公允价值变动不会显著降低薪酬。这说明对于公允价值计量在体现高管努力的同时，也为使高管在薪酬谈判中的辩解提供了理由。（3）民营企业较之国有企业（无论是中央国有企业还是地方国有企业），更愿意进行高管薪酬的动态调整，即将公允价值计量的会计业绩引入高管薪酬契约中。这为民营企业的契约具有更高的效率提供了一个证据：民营企业对于新的信息的使用是敏锐而充分的。（4）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在使用公允价值计量的会计信息时，存在一定程度的“功能锁定”：上市公司主要使用计入利润表的公允价值变动信息，对于计入资产负债表净权益部分的公允价值变动信息则没有充分使用。（5）相对来说，会计信息使用中的“功能锁定”现象，在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而民营企业已经较国有企业更早开始使用更为丰富的非利润表数字。这进一步支持了民营企业的契约效率较高的结论。【关键词】公允价值高管薪酬契约有用性2006 年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使中国的会计国际趋同迈出实质性步伐，其中特别引人关注的是强调适度、谨慎地引入公允价值计量（刘玉廷，2007）。公允价值计量的引入，是否提高了会计信息的决策有用性呢？已有一些文献从价值相关性的角度讨论公允价值计量是否更好的帮助投资者进行决策（于李胜，2007；薛爽等，2008；朱凯等，2009）。但是对于决策有用性而言，投资者决策可能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根据 Beaver（1989）的观点，决策有用性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估值有用性，即会计信息有利于投资者的估值决策；二是契约有用性，即会计信息要有利于缔约，特别是投资者和管理者之间。投资者和管理者之间的重要契约之一即是高管的薪酬契约，良好的高管薪酬契约被认为是降低代理成本的重要治理机制（Jensen Meckling，1976；Fama Jensen，1983）。而高管薪酬契约设计完善与否的标准就是，高管的薪酬是否可以有效促使高管更加努力的工作。因此，在无信息成本的环境中，高管的薪酬应当严格依赖其努力的投入量（Input）来确定。但是由于高管努力的投入量往往是无法观察的（或者虽然可以观察但是计量成本太高），在实际的高管薪酬契约中，普遍采用可观测的高管努力的产出量（Output）——企业的会计业绩来替代（Murphy，1985；Jensen Murphy，1990），即高管的薪酬应当与企业的会计业绩高度正相关。当然，用产出量（Output）来替代投入量（Input）是有前提的：需要会计业绩确实能够反映高管努力的投入。因此会计业绩的度量是否合理，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高管薪酬契约的效率。现代复式簿记是基于传统商业和制造业的企业实务而发展起来的。传统商业的特点（例如交易频率较低、物价波动较小等），使更关注可靠性的历史成本计量之下的企业业绩，曾经低成本却很好的满足了对高管的努力的度量（Chandler，1977；Previts等，1998）。但是随着企业多元化的发展、大规模并购以及由此而来的金融市场的发展，企业进行的投资性活动的增多以及持有金融工具的复杂化，历史成本计量的会计业绩就无法完全反映高管的努力。例如高管通过大量的努力促使企业持有的一栋投资性房地产升值，在不将这些资产出售变现前，上述利得（gains）都无法出现在以历史成本计量的利润表上，从而可能低估高管的努力——体现在以历史成本计量的会计利润为依据的高管薪酬过低，进而伤害高管甚至促使高管放弃这些对企业未来发展有利的项目。但是公允价值计量的利润表将会呈报这些利得。当然，对于高管的不努力造成的损失（loss）也有上述的现象。这个意义上，现代企业背景下，公允价值计量的会计业绩将能够使高管的努力更完整的体现出来（当然这也会使公允价值本身的计量噪音带入会计业绩）。在通常的情况下，企业高管薪酬契约的改变可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