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资本的缺乏对北京城市贫困群体大众传播使用状况的调查.docxVIP

?2014-11-29??张磊?中国传媒大学广播电视研究中心?传媒学术网?文化资本?北京?城市贫困群体　　1、研究背景　　中国城市贫困者的人数已经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字。唐钧在2002年指出：“政府和学界……倾向于中国城市贫困人口规模在1500万左右这样一个事实。”[3]这个数字得到1999年中华全国总工会调查、2000年民政部调查以及2001年亚洲发展银行课题组调查的数据支持。截至2003年5月，中国享有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福利的人数为2168.7万人。五年之后，截至2008年2月，这个数字为2284.5万人。[4]不论是标准的变化，亦或贫困人口的绝对增长——中国经济以7%-9%的速度增长，而马克思指出：“资本增长得愈迅速，工人阶级的就业手段即生活资料就相对地缩减得愈厉害”[5]——中国城市中存在着一个庞大的贫困群体，已成为不争的社会事实。这些城市贫困群体生存的基本环境，正是转型期中国变动最剧烈、文化冲突最集中的场域。　　当面对剧烈的社会转型之时，正如吉登斯所说：“在一个离开过去、离开传统的行为方式，而将其本身面对一个问题式的未来的社会当中，风险的概念便成了一个核心的概念。” [6]在这个“富有命运特征的时刻”，社会个体便需要去寻找可以指导自己选择的“风险参量”，而传播，尤其是大众传播，便可能承担起相应的角色。　　本项研究即以城市贫困群体的大众传播使用为核心课题，试图通过社会学的研究方法进行分析，回答如下问题：　　（1）城市贫困者使用大众传播的基本情况如何？　　（2）城市贫困者通过大众传播媒介获得了什么？　　（3）大众传播对于城市贫困者理解以及改变自己的生活状况具有什么意义？　　2、文献综述　　贫困问题一向是社会科学的关注焦点之一。从马克思、韦伯、涂尔干到布迪厄，思想家们对贫困的根源及其解决提出了种种不同的思路，周怡（2002）将之区别为结构解释和文化解释两类。在当代中国，社会学研究者也一向把贫困放置在重要的学术位置，对中国社会中存在的贫困状况、致贫原因、解决方案及相关问题做了大量的调查和探讨，如康晓光（1995）；关信平（1999）；唐钧（2002）；尹志刚（2000）；亚行专家组（2001）；李彦昌（2004）；等。　　所谓贫困，可以看作社会资源的缺乏。布迪厄认为，社会成员拥有的基本资源，除经济资本外，还包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大众传播作为提供文化资本及社会资本的重要渠道，应当成为贫困解决方案的重要考虑因素。中国的传播学者也对此问题进行了探讨，如覃坚谨（2001）；俞虹（2002）；戴元光、陆琼琼（2003）；段京肃（2004）；等。这些研究做出了有益的探索，但在两个方面尚有缺失：首先，传播学者的研究多从媒介运作角度进行分析，强调媒介对较低阶层的忽视，而对贫困群体的使用状况缺乏考察；其次，传播学者延循传统的思辨路线，在经验调查和分析方面有所不足。这便使得相关研究错失了与社会学展开对话和交流的机会，而两个学科的对接本应使得贫困群体与大众传播的研究获得充足的学术源泉。　　因此，本项研究致力于借鉴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选择中国贫困群体中的一个类别，即城市贫困群体，进行调查和研究。中国幅员辽阔，不仅城乡之间，即使在各个城市之间，社会群体的状况也各有不同。本项研究以北京市为出发点，作为更宏大研究计划的起步。　　3、理论框架　　在研究前，我持有的一个假设是：城市贫困群体，比起较高的社会阶层来说，所接触的大众传播媒介（包括报纸等平面媒体、广播、电视和互联网），其数量、种类、接触频率较低。如果事实如此，那么对于城市贫困群体来说，有可能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布迪厄的理论在这里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思路。　　通常，对社会阶层的划分以所占有的生产资源为依据，在近代社会中即是资本的占有。布迪厄深思当代人类社会的象征性特质，通过一种比喻意义将资本概念化为更具普遍意义的经济资本和象征资本，后者又包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文化资本是非物质性的却是可交换的知识、思想、创造性等内容，而社会资本则是持久的、体制化的关系网络所赋予个体的资源集合体。[7]他的理论也为当代中国的社会学家广泛采用，如陆学艺（2002）对中国社会阶层的划分标准便采用了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分别对应着社会资本、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　　大众媒介对于社会群体的意义，很大程度上体现在提供文化资本之上。换言之，城市贫困群体通过大众媒介进行了文化资本的积累。这个积累过程是较难具体化和测量的。按照西方传播学的观点，大众媒介主要提供了两种类型的内容：“信息”和“娱乐”，前者包括新闻、教育和其他知识性内容，后者则主要是电视剧、音乐、体育等内容。对于文化资本的积累而言，这两类内容对应着两个积累过程：首先，他/她们通过“信息”内容获取了知识，并应用于自己的生活，其次，他/她们通过“娱乐”内容获得了形象的原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