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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波：严肃纪律是治本之道 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新时期，我们党进行了一场党心民心所向的反腐败斗争。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攻坚战、持久战中，我们党高度重视纪律这个战无不胜的法宝，用好这个长期执政党管党治党的强大武器，显示出自我纠错的超强能力和政治信用，通过作风建设（“八项规定改变中国”）、党风廉政建设（“两个责任”）和纪律建设（“纪律检查体制改革”）实现了“精准反腐，清淤排毒”，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带来原创性贡献和世界级表现。值得深思的是，纪律建设在这个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斗争实践中如何定位？应当发挥什么作用？认真学习王岐山同志近期重要讲话和《全面从严治党要把纪律挺在前面》《以啄木鸟精神严格执纪》等文章，促使我们回归管党治党“原教旨”，以正风肃纪、阻遏腐败的新成效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供有力支撑。 一、执纪观：“以纪律人”在前，“以法律人”在后 王岐山同志强调：“必须把纪律挺在法律前面，明确纪律的内涵，密切联系实际、求真务实，把纪律执行到位，真正使纪律成为管党治党的尺子、不可逾越的底线。”纪律与法律，一字之差。从词源本意上讲，纪律是“以纪律人”，法律是“以法律人”，两者有共性也有不同： 第一，纪律针对特定人群，法律针对非特定人群。纪律是党的组织和成员必须遵守的行为规则。法律是体现全体国民意志且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规范总称。非党员不见得必须“遵纪”，但却必须“守法”。因此，纪律更具对象感和指向性，纪律缺失的主体责任更明确。换言之，有纪不执，账马上就能算到党组织头上。因此说：纪律检查工作就是政治。我们必须把握纪律建设的“树木和森林”，用从严治党、从严执纪的尺子来衡量“森林”，不能满脑子都是违法案件，只知法律、不知纪律，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第二，纪律标准高但“破纪”成本低（如批评教育），法律标准低但违法成本高（如刑事责任）。与“法无禁止即自由”的底线要求不同，纪律有明显的“道德硬化”特征，即把非法律调节的道德规范转化、固化为纪律。如通奸、不作为等“不违法”，但却“于纪不容”。这正是党的先进性的本质所在、纯洁性的本源所系。但“道德审判”总归缺乏法庭审判的强制性，纪律容易产生“软约束”负效应和“破窗效应”，人们等到违纪“累至违法”才会发现错得太远。因此说：领导干部“破法”者，无不从“破纪”始。如果错把法律当作尺子，任由党员干部在法律和纪律之间作“自由落体运动”，就会造成要么是“好同志”、要么是“阶下囚”。 第三，纪律以个体和组织信仰做支撑，法律以国家强制力做后盾。不论纪律还是法律，最终“落地”靠两条：一是自律，二是他律。但法律不以个体信仰作前提，如遵守法律并不分公民信不信教、信不信神，主要是“他律促自律”的过程。纪律恰恰相反，是公民选择某种信仰后自愿服从的结果，更主要是“自律加他律”的行动。如政治纪律附着了政治信仰，是极具中国特色、中共特点的纪律规范。因此，如果党纪不彰、执纪不严，不但是个体的悲剧，也是组织的悲哀，因为个体要为违纪行为付出代价，组织也会被动“买单”，使政治信用和组织信仰受到伤害。 综上所述，如果“错把法律当尺子”，把所有党纪问题都最终归结为法律问题，违纪问题都等到违法后再处置，将在执纪策略、观感和后果上面临极大被动。纪委“必须回归本职、回归‘原教旨’，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防止“只重视查办大案要案，只要领导干部不违法，违反纪律就是‘小节’，就没人管、不追究，忽视日常监督执纪”的倾向。这种“捡了西瓜，不丢芝麻”的新执纪观，正是十八大以来正风反腐取得实质性进展的思想基础和实践指针。 二、治党观：从严治党、依规治党就要让纪律和规矩挺立起来 “用纪律管住大多数，才叫全面从严治党”，“从严治党就要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让纪律立起来、严起来，保证党在各项事业中的领导核心作用”。从上述差异性分析可知，纪律挺在法律前面，才能确保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有不竭的内生动力，才能在依规治党全过程兑现零容忍反腐的政治承诺，才能将纪委监督执纪问责的正确政绩观落到实处。由此，我们才能立足“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新起点，不断夯实思想建党、制度治党和“纪律强党”的实践基础，使从严执纪成为从严治党的现实载体，解决好“用纪律怎样治党”这个事关长期执政、长治久安的战略性问题。 第一，正确认识我们党执政前后“以纪治党”的得失。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恪守“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创造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强军制胜的奇迹，开启了以西柏坡“六条规定”进京“赶考”的历史，用行动证明“纪律是执行路线的保证”。改革开放新时期，我们党吸取建国后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恢复重建中央纪委并确定其根本任务“就是维护党规党法，切实搞好党风”，强调“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1982年十二大修改党章时专写“党的纪律”和“党的纪律检查机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