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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文化史：史学研究的又一新路径 2010-08-17 光明日报 点击: 174 编者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取得了长足发展，历史学亦不例外。在史学百花园中，新成果、新方法、新理论等层出不穷；文化史、社会史、口述史、社会文化史等一派欣欣向荣之象。作为史学新兴学科的一支，国内社会文化史的发展已走过20年的风雨历程，虽然还未成长为参天大树，但在史学界搞得有声有色亦是有目共睹。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国内社会文化史研究取得的进展，本刊特邀刘志琴、梁景和、李长莉等在这一领域辛勤开拓、颇有实绩的专家介绍有关情况，向读者朋友释疑解惑。 　　主持人：危兆盖（本报记者） 　　特邀嘉宾: 　　刘志琴（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梁景和（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李长莉（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刘志琴 梁景和 李长莉 　　一、在文化史、社会史的大潮中社会文化史破土而出 　　主持人：社会文化史是什么？它与通史、专史、文化史、社会史是什么关系？它是要开辟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还是要发展成一个新学科抑或只是增加一种解读历史的新方法？ 　　梁景和：在国外，社会文化史更多地被称作新文化史，它是当代西方史学理论和历史编纂中一个最主要的史学流派。但在国内，我们习惯于用“社会文化史”这一称谓。美国史学家林·亨特1989年在其主编的《新文化史》一书中首次举起“新文化史”的大旗，标志着新文化史的崛起。亨特指出，新文化史“探讨方向的焦点是人类的心智，把它看作是社会传统的贮藏地，是认同形成的地方，是以语言处理事实的地方。……文化史研究者的任务就是往法律、文学、科学、艺术的底下挖掘，以寻找人们借以传达自己的价值和真理的密码、线索、暗示、手势、姿态。最重要的是，研究者开始明白，文化会使意义具体化，因为文化象征始终不断地在日常的社会接触中被重新塑造”。 　　我以为，社会文化史是研究社会生活与其内在观念形态之间相互关系的历史，是观察和诠释历史的一个重要视角和层面。社会文化史可以补充通史和专史的内容，社会文化史与文化史、社会史具有交叉关系，亦可发展为并列关系。社会文化是客观存在，运用社会文化史的视角和层面会发现更为丰富多彩的历史现象和内容，因此开展社会文化史研究，具有推动史学发展的实际价值和意义。 　　李长莉：历史学是以实证为基础的综合性学科，面对的是丰富纷繁的以往人类社会现象及人们的所有活动，要予以认知，就需要一定的概括与分解。因此近代以来的历史学学科体系形成了综合性通史与分领域专史两条学术路径，这也成为迄今史学研究的基本范式。然而，随着人类面临日益复杂而多样的问题，要求历史提供的知识已不只是还原历史真相与判断是非，而是要开掘历史现象的纵深处，多层面地探究其内在根源与演变机制。如此则只限于某一专史领域、单一视角的知识难以解答，而如果从跨学科、跨领域的交叉视角进行认知，则可弥补单一视角的某些缺陷。“社会文化史”20年来的发展历程，就是这样一种以跨学科交叉视角研究历史的探索与尝试。 　　“社会文化史”在我国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末，针对当时相继兴起的文化史和社会史各有偏重、难以反映社会文化的一些纵深领域、留有诸多相互重合又模糊不清的空间等问题，开始有学者尝试打通社会史与文化史，探索将两者结合起来进行交叉研究，于是提出了“社会文化史”的新概念。我以为这并不是一种严格的学科范畴，而主要是指一种交叉学科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大致而言，即以文化理论分析历史上的社会现象或用社会学方法研究历史上的文化问题。它与通史和专史不是替代关系，而是予以补充，使历史学的血肉更为丰满鲜活。 　　刘志琴：48年前一篇《＜急就篇＞研究》在学术界引起轰动。《急就篇》是汉代儿童的启蒙读物，引起轰动的是这篇论文所展现的汉代社会生活、宗族乡党、村邑闾里、社会风尚的形形色色，具体、翔实地再现了汉代人的衣食日用、物态人情、雅好时尚。周予同、黎澍等老一辈学者对此赞誉有加，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感慨地说:“这样的文章我也写不出!” 　　这是史学大家的自谦吗?不是，老一代学者并非没有学富五车的知识和才情，但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人们耳熟能详的是阶级压迫、农民起义、王朝盛衰，在众口一词的学术氛围中，突然冒出一个另类眼光，从社会和文化的视角，对2000年前的启蒙读物展开全新的解读，从一句“奴婢私隶枕床杠”，对照敦煌文本、居延汉简、宗族家谱，得出汉代奴婢不入户籍，而入财产籍，类似床杠等生活用具，这与古罗马把奴隶视为生产工是不同的社会结构。从去年出版的沈元遗著《汉书批注》来看，他写这篇文章时精读了《汉书》，文章中还运用音韵学、版本学、地理学等多种学科知识，进行综合考察，厚积薄发，尺幅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