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人类学与近代区域社会史研究..docVIP

历史人类学与近代区域社会史研究 作者：黄国信/温春来/吴滔《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9期 近年来，“历史人类学”这一名词开始频繁在国内报刊出现，既有学者大力倡导，亦有学者相当怀疑。① 近代史学界对此亦有回应。桑兵《从眼光向下回到历史现场——社会学人类学对近代中国史学的影响》，从学术史的维度，系统地回顾了20世纪社会学和人类学在中国史学发展进程中的影响，其间对历史学引入人类学视野与方法有诸多分析与讨论②，张佩国则直接使用“历史人类学”一词，出版了他的专著《近代江南乡村地权的历史人类学研究》③。那么，什么是历史人类学？历史人类学在中国史学界的出现对近代史研究可能意味着什么？回答这些问题，对于新世纪的中国近代区域社会史研究来说，也许具有特别的意义。本文不揣浅陋，愿意就历史人类学与近代区域社会史研究提出一些我们的观点，以就教于方家。 什么是历史人类学 什么是历史人类学？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由于历史上经典物理学对人文学科曾产生过压倒性影响，以致我们一提到某某学，就企图规定其研究范围、研究对象，甚至划定基本的学科准则。然而，20世纪中后期产生的历史人类学，自始就似乎突破了经典物理学影响之下的那些人文社会科学的话语系统。因而，要在传统的学科体系之下，给其划定一个类似于生物学、历史学或者人类学一样的学科范围，的确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正因为如此，学术界对历史人类学一般都不作非常明确的定义。在人类学领域里大力倡导、开创和实践历史人类学研究的著名学者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曾说：提及历史人类学，就是倡导这样一类人类学——它是一门广阔意义上的综合性学科。如果我们企图对此加以阐释的话，尽管其称历史人类学为一门学科，其文本所指仍然说明历史人类学是一种综合了多种学科方法与内容的研究方式，这种综合性的研究方式使历史人类学成为一门独特的学科。同样，在史学界力倡历史人类学的法国年鉴学派亦有学者指出：历史人类学并不具有特殊的领域，它相当于一种研究方式，这就是始终将作为考察对象的演进和对这种演进的反应联系起来，和由这种演进产生或改变的人类行为联系起来。④ 这也就是说，历史人类学只是一种研究方式、一种研究趋向。⑤ 张小军发表在《历史人类学学刊》第1卷第1期的文章《历史学的人类学化和人类学的历史化——兼论被历史学抢注的历史人类学》，是一篇从史学发展历程的角度讨论历史人类学的论文⑥，如其标题一样，目前学界对历史人类学的定义，大体就是“历史学的人类学化”或者“人类学的历史学化”，正如《历史人类学学刊》创刊号征稿启事所称：“本刊发表具有人类学视角的历史研究和注重历史深度的人类学研究论文”。 “人类学的历史学化”作为一种观念，是人类学界在反思功能主义人类学普遍缺乏历史感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人类学在进化论时代，即国人所熟知的摩尔根《古代社会》阶段，其与历史有相当关联，即常常把空间时间化，将当时世界上不同地区人群的生活状态，看成是人类进化史上的不同阶段。然而，进化论人类学并非就某一文化的整体进行分析，并且具有强烈的西方中心主义印记，这引起了20世纪前半期以马林诺斯基等为代表的功能主义人类学家的不满。他们认为，文化具有诸多要素，而这些具有特定功能的要素彼此之间具有联系，并连结成一种结构。因此，他们反对进化论人类学脱离整体结构，从不同的文化中剥离出一些要素，进行“臆想”与拼凑；相反，他们“强调参与观察法为基础的田野工作，来收集及建构人类各文化具有实证意义的内涵”。⑦ 马林诺斯基首创人类学的田野工作方法，促成了人类学的一次转向，加强了对共时性的重视，却忽略了历史的意义。其间虽有伊文思·普里查德（Evans-prichard）等人强调历史的重要，但“历史”终究没有成为功能主义人类学的主流话语。直到1980年代，人类学界才重新认识到田野工作中“历史的缺失”，会阻碍人们更深刻地认识文化的诸多层次。人类学家因此开始重视历史对现时结构的影响，试图透过历史去认识文化。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历史人类学首先在人类学界得以萌发。 深刻认识并理解不同文化，是人类学研究的根本目的。本体论上的文化差异性以及透过文化的独特性挑战既有普遍性概念的文化偏见，是人类学研究的基本前提。据此可以认为，尽管20世纪历史与人类学在人类学界的结合并不晚，但历史人类学真正形成的标志还是萨林斯的《历史的隐喻与神话的现实——桑威奇群岛王国早期历史中的结构》一书的出版及其书中隐含的“文化界定历史”观念的形成。⑧ 所谓“文化界定历史”，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每一人群均有自己的文化，每一人群的历史表达均由自己文化的“历史性”（Historicity）⑨ 来决定。在各自的历史性中，时间与记忆各不相同⑩，从而各自的历史观不同，对自己历史的言说亦不一致。对于生活在世界各地的人群来说，没有一个“西方中心”或者“东方中心”下的被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