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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执信 赵执信与王士祯诗及诗论评辨 清初，渔洋执文坛牛耳，风行影从，数十年之久。而秋谷亦“才名振天下”，被誉为堪与“李杜韩苏诸公长存天地”之间①。而且，这同居“山左”孝妇河畔的“姻亲”二人，均处于清初现实主义与拟古主义两种思潮激烈论争之中，一个标举“神韵说”，一个却高倡“意真说”。生时… 金朝是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的我国古代民族女真族在马背上建立的政权，公元1115年建元收国以后灭辽克宋，南下中原，进而据有江淮以北的广大地区，与南宋对峙。植根于汉民族和北方民族结合部人文地理环境之上的金代文学，在汉民族的农业文化与北方民族的草原文化彼此撞… 李清照是我国宋代著名的女词人。她天资聪颖，博学多才，词、诗、文兼长并工书善画。奠定她在我国文学史上光辉地位的，当然是她的词。李清照的诗与词在风格上有着显著差异。其词清新婉丽，脍炙人口，在意境和风格上都有独到之处。后人尊她是婉约派代表，称其词为“易安体… 作者：徐振贵 齐鲁学刊 1995年09期 　　清初，渔洋执文坛牛耳，风行影从，数十年之久。而秋谷亦“才名振天下”，被誉为堪与“李杜韩苏诸公长存天地”之间①。而且，这同居“山左”孝妇河畔的“姻亲”二人，均处于清初现实主义与拟古主义两种思潮激烈论争之中，一个标举“神韵说”，一个却高倡“意真说”。生时不能心折，以至于相互訾謷，闹出一场“谈龙”公案。死后是非，迄今尚无定论。 　　其实，“谈龙”与“标“神韵”都是志在“救弊补偏”，都是针对明清诗坛状况提出来的。明诗拟古主义倾向严重，即使颇负盛誉的前后七子，也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一味模拟，甚或剽窃抄袭，蔚成风气。明清之际，在朝代鼎革中，这种宗唐摈宋的风气受到了冲击，因而清初相当一部分诗人在反对七子旗帜下又走上了宗宋黜唐的极端。他们“惩七子之弊”，扫其“陈熟余浪”，不无积极意义，但又矫枉过正，对唐诗一概摒弃，务趋奥僻险怪，自为得宋诗精髓，实则流为陈腐。于是王士祯重申严羽之说，“独主神韵以矫之”②神韵说显系针对清诗之弊提出来的，目的在于“救弊补偏”，而非故意标新立异。执信“谈龙”以反神韵，也并非是因为请求王士祯为其《观海集》作序，而王“屡失其期”③，更非“因不借《声调谱》之故”④。从《谈龙录自序》表面看好象秋谷作“谈龙”专论，是因为自己作诗论诗是以冯班为师，而不师承王氏所致。其实，这只是叙述赵王龃龉经过，并未揭示出分歧的实质。赵王之争并非门户之见，意气之争，而是在于秋谷标举“意真”，而渔洋倡导“神韵”；渔洋以神韵反对他人宗宋黜唐或宗唐黜宋的拟古主义诗风，秋谷则认为渔洋范山模水，批风抹月之诗，所倡兴会妙悟之说，及其门人弟子遥相呼应之作之论，恰是形式主义的渊薮，弊端甚多：其一，诗中无人，虚情矫饰。其二，诗外无诗，脱离现实。其三，主役关系颠倒，语言拉杂堆砌。其四，蔽于严羽诗论“呓语”，囿于门户之见，影响了诗歌发展。正是有鉴于此，所以他要标举“意真”以反“神韵”，特作“谈龙”专论，以兴利除弊。可以说，欲振诗运，救弊补偏，是赵王诗论的共同目的。之所以彼此争论不休，主要原因乃是原则分歧。 　　大体说来，神韵说的主要内容，可以归结为三点，即：意在言外，兴会妙悟，清远为尚。三者有所区别：意在言外，主要是言其作诗主旨；兴会妙语，则主要是指学诗写诗的途径；清远为尚，指其追求的艺术风格。同时，三者又相互包含，不可截然割裂。再看赵执信的“意真说”。因为他不满于诗中无人、虚情矫饰的诗论诗作，所以主张“诗中有人”。他不满于诗外无事、脱离现实的诗论诗作，所以主张“诗外有事”。诗中有人、诗外有事即陈恭尹所谓“其约归于自写情真”⑤，吴雯所谓“其诗结体清真”⑥。都是强调一个“真”字。他因不满时人之作主役关系颠倒，语言拉杂，因此主张“意兴必相附属”。他因不满王派诗人蔽于妙悟“呓语”，囿于门户之见，所以主张“设格甚宽”，不能专以“清远相尚”；他之所以同意“意米诗酒”之喻，主张“以意为主”、“期于达意”、“以意赴韵”，都是强调一个“意”字。他将这种重真求意的诗说概括为“丈夫要自识真意”⑦。“真意”或“意真”，可谓其诗说的核心和灵魂。因此，我们概括其诗论为“意真说”。其中诗中有人，诗外有事，主要是言其作诗主旨；设格甚宽，指其追求的艺术风格和学诗途径。 　　既然赵王诗论都是意在救弊补偏，都是对写诗主旨、艺术风格、学诗途径的概括，那么，只有将“意真”和“神韵”二说之异同辨析清楚，才能判明意真和神韵之争的实质所在。笔者以为，至少有以下三个问题，值得注意。 　　第一，诗歌抒发真情实感问题：诗中有人与意在言外的对立统一。 　　赵执信和王士祯都是以儒家“温柔敦厚”、“诗以言志”的诗教观点来论诗的，但是，二人以之作为“今日之针砭”的对象和着眼点却颇为不同，从而提出了不同主张。赵执信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