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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与历史、与生活世界 ——一种经由时间意识建构历史理念及人生信念的哲学研究 余治平 内容摘要：西方哲学里的时间有两种主导的表现形式，一种是容器式的时间，如古典哲学。另一种则是绝对主观化的时间，如康德哲学。但是，继康德之后，柏格森、海德格尔的时间观已开始朝着一种趋近人性、趋近人的生存的方向转变，而呈现出与中国哲学相通汇的态势。中国哲学里的时间始终与人生实践相联系，与生活世界密切相关。源于阴阳创世之说的中国人的时间意识，演绎出了中国人特有的“终始转移”的历史理念。当这种历史理念进入意志世界的时候，又建构出中国人那种乐观向上、否极泰来、生生不已的人生信念，直至塑造出忍耐、宽容、豁达、圆通的民族品格。时间是人的一种内感觉、一种设定。时间的连续性、序列性与“想象力”之间有密切的关连。在根本上，时间是无化，历史是无化，“我”是无化。 关键词：时间 历史 生活世界 中国哲学 西方哲学 时间，不仅是一个内涵丰富的生活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极为复杂的哲学问题。关于时间，太多的哲学家做过太多的讨论，但也仍然有太多的疑惑没有能够解决。时间，大致上可以分为物理时间、心理时间、语言时间、历史时间等不同形式。显然，时间不同于历史，时间也能不等于历史。对于时间，中国人与西方人有着明显不同的感受，反映在哲学形式上也有所区别。概而言之，西方哲学里的时间有两种主导的表现形式，一种是容器式的时间，如古典哲学所以为的。另一种则是绝对主观化的时间，如康德哲学所理解的。而中国哲学里的时间则始终与人生实践相联系，与生活世界密切相关。时间始终在日常生活之中，它已经与人的生存状况相融合、统一了，所以中国的哲学对于时间问题并没有也不需要作太多的对象化关注，即并不把时间作为一个哲学专题来加以对待。 一 西方人时间观发生重要转变，有几个人物颇值得研究，是不能轻易放过的。康德是其一，他改变了西方长期以来一直盛行的容器式的时间理念。柏格森是其二，他把时间引入了非理性的生命世界，开阔了西方人的时间视野。海德格尔则是其三，他用实践的生活世界为西方人的时间观填进了鲜活的思想内容。 理解康德的时间，最根本的一条就是：绝不能把时间当作是一种实质、关系或基本属性而隶属于对象自身，如莱布尼兹；更不应该将它当作是一种容器式的真实存在物，如牛顿。在康德，时间是纯粹的直观，“因而属于我们心灵的主观性质（der subjecktiven Beschaffenheit）”[1]。时间不是仅凭自身就能够存在的，也不是外在事物对它所做的客观规定，抽去感性直观的主观条件，时间就不能够存在了。时间不从感性经验中来，却普遍必然地存在于一切感性经验之中。时间表象先验地存在于人的知觉之中。康德以为，时间仅仅是“内感的形式”（die Form des inneren Sinnes）[2]。时间与形体、位置等空间性因素无关，因此它就不是外部现象的自身规定，而应该与我们主观内部状态中的各种表象间的联系密切相关。相反，现象的现实性只有在时间中才是可能的。现象的一切可以消失，但是使现象成为可能的形式条件本身即时间却不会消失。所以，时间就必然成为一切现象的先天的形式条件（die formale Bedingung a priori）[3]。时间并不属于对象，而仅仅存在于直观对象的主观中，那么，时间就只能有主观的实在性而不可能有绝对的实在性。 “来自外感的一切量度（quantorum）的纯粹图象，是空间；而所有内感的一切对象的纯粹图象则是时间。”[4]在康德，空间与时间都离不开主观的心，都得依赖于主体的感知。必须承认，把时间同人心内在的感觉联系起来、把时间与“我”作直接的沟通，是从本质上阐明出时间的先验意义。这应该是康德时间观念的闪亮点所在。人心内在的感觉是什么？其实所指涉的不正是“我”的反思、主体的自省，说到底还是主观对本己的自我意识，是心对于“我”的自觉反映。内感是“我”的活动，时间当然也就是“我”的表象了。“我在直观的感觉中产生出时间本身。”[5]这里的“产生”（erzeugen）似乎颇得要领，德文里“erzeugen”一词原本还有造成、生产、生育的含义。时间表象一定是由“我”来创造出来的，这显然已经说明了“我”对于时间形成所具有的作用和意义。而“我”又有“大我”、“小我”之分。“大我”即指可以言说、表达、传递的自觉意识，具有类的特征和群的性质。“小我”是指纯粹的自我体验、自我感觉，只涉及个人的意识、无意识、性情、态度、意志等不可通约性因素。在主流倾向上，“小我”是主观对自身的觉察与领会，只与自己相关，姑且将之视为有生之年的连续。而“大我”则是主观把个体的连续性向类、群方面延伸和推广的结果。也正是在“大我”、“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