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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刑法立法回顾与前景　　一、对现行食品安全刑法立法沿革的回顾 　　（一）对食品安全刑法立法阶段性变化的梳理。 　　从立法时间上划分，我国食品安全刑法立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单行刑法阶段。1993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惩治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的决定》，是刑法第一次规定食品安全犯罪。第二阶段，为刑法典阶段。这是食品安全犯罪法典化的过程，具体来说，就是将1993年单行刑法的规定进行修订完善编纂入《刑法典》中。第三阶段，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以下简称为《刑法修正案（八）》）阶段。在国内食品安全事件频发的背景下，立法机关将食品安全犯罪的规定纳入立法议程，2016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刑法修正案（八）》，对《刑法典》相关规定进行调整，并且增加了食品安全监管渎职犯罪。比较这三个立法阶段，可以看出，关于食品安全犯罪的刑法立法沿革，有如下特征。第一，立法模式的变化。对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或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罪，1993年《关于惩治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的决定》采取的是结果犯的立法模式，1997年《刑法典》采取的是危险犯的立法模式，2016年《刑法修正案（八）》加以延续。①对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三次立法采取的都是行为犯的立法模式。第二，立法调整范围的变化。对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1993年单行刑法只规定了生产行为（即掺入），没有规定销售行为。②1997年《刑法典》补充了销售行为的规定，2016年《刑法修正案（八）》延续这一规定；1993年单行刑法和1997年《刑法典》规定的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在2016年《刑法修正案（八）》中扩大为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就食品监管渎职行为，单行刑法和《刑法典》没有特别规定，《刑法修正案（八）》将这一行为特别规定为犯罪。第三，法定刑的变化。主刑规定上：就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1993年单行刑法法定刑较重（7年以下有期徒刑），1997年《刑法典》法定刑较轻（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刑法修正案（八）》予以延续。就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单行刑法和《刑法典》规定一致（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刑法修正案（八）》调整为5年以下有期徒刑，取消了拘役刑。附加刑规定上：就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单行刑法设定并处罚金刑，《刑法典》设定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刑，并且明确罚金刑的量刑幅度是销售金额50%以上2倍以下，《刑法修正案（八）》调整为并处罚金刑，并取消了量刑幅度的规定。就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单行刑法规定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刑，《刑法典》延续这一规定，并明确量刑幅度是销售金额50%以上2倍以下，《刑法修正案（八）》调整为并处罚金刑，取消了量刑幅度的规定。 　　（二）对食品安全刑法立法阶段性变化的分析。 　　从整体上来看，食品安全刑法立法呈现出严厉化的趋势。以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罪为例，其从最初的结果犯立法模式转变为目前的危险犯立法模式，从而使刑法对食品安全的保护阶段直接前置，避免在发生严重后果后才发动刑法，符合保护公众健康权利的要求；其主刑虽然表面上比1993年单行刑法轻缓，实则因为立法模式的变化更为苛刻，将拘役设为最低法定刑，与危险犯立法模式相结合，目的在于实现对此类犯罪的尽小尽早规制；其附加刑从原来的并处模式，历经并处或者单处的过程，回归到并处模式，是对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罪的经济犯罪属性认识的回归，即对经济犯罪，财产刑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从一般预防的角度遏制犯罪所必需的。但是，一方面，刑法对现有食品安全犯罪规定的修订，仍存在着保护不力的问题。具体体现在： 　　（1）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危险犯的规定上。危险犯分为具体的危险犯和抽象的危险犯。本罪是具体的危险犯，以产生“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患”的危险作为构成要件。根据最高法、最高检2001年联合颁布的《关于办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对这一危险的认定，需经省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确定的机构鉴定，食品中含有可能导致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患的超标准的有害细菌或者其他污染物。这在实际中会导致刑法保护的滞后性，即仅仅行为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规定尚不构成本罪，还要求作出发生严重食物中毒或者严重食源性疾患危险的鉴定才能充足构成要件。相比之下，其他国家食品安全犯罪立法鲜有采用危险犯立法模式。如美国《联邦食品药品化妆品法》301条规定禁止行为，303条规定“违反301条规定的，判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1000美元以下罚金，或者并罚”，日本《食品卫生法》第6条规定了食品、添加剂的禁止销售等，第71条规定违反第6条规定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三百万日元以下罚金，都无类似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