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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争鸣】 细说南北 　　中国历史上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南北之争。这种争，在大分裂时代，是对峙，乃至战争；在大一统时代，则主要为文化的竞争与冲突。 　　“南党北党”与“京派海派” 　　清初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冯铨，曾向顺治皇帝说明南人北人的差别：“南人优于文而行不符，北人短于文而行或善。”南人文章做得好，行为却不一定如其文章一样好；北人文章做得不怎么样，为人却稍善。他建议开科取士：“取文行兼优者用之可也。”冯铨是顺天涿州（今河北涿县）人，地道的北人，讲出这番看去不偏不倚的话，以显出自己超然于当时甚为激烈的“南党北党”之争。三年以后，冯铨的政治对手、南党盟主、大学士兼吏部尚书陈名夏，因为讲错一句话被检举揭发，处以绞刑。 　　取“文行兼优”者用之，固然是一种不错的用人政策，但到底是取“优于文而行不符”的南人，还是取“短于文而行或善”的北人呢？冯铨没说。１６４６年，他受命主持清朝入关后第二届科举考试，３７３名新科进士中，北人就占了３６５名。显然在他的心目中，“行或善”要比“优于文”强多了。既如此，又何必开科取士，进行道德考察就可以了。 　　北人的“行或善”，也值得推敲。即以冯铨本人为例，行迹就大为不善。他在明朝做官，投靠、谄事阉宦势力，栽赃残害东林党人，主持编纂篡改历史的《三朝要典》，成为大太监魏忠贤的两大帮凶之一。清军入关，他应召进京为官，带头响应剃发令，全家都改穿满服，还向多尔衮表白：“一心可以事二君，二心不可事一君”。有才无德，恰好成了冯铨自己的最大特点，为后人嘲笑。康熙皇帝恶其名声太臭，下诏削去他的谥号。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文化界曾有“京派”与“海派”的讨论，鲁迅因作《北人与南人》一文：“北人的鄙视南人，已经是一种传统。这也并非因为风俗习惯的不同，我想，那大原因，是在历来的侵入者多从北方来，先征服中国之北部，又携了北人南征，所以南人在北人的眼里，也是被征服者。”作为“海派”也是南人的鲁迅，对北人优越感的挖苦简直是入骨三分，不过现在看来有嫌偏狭。其实南人的鄙视北人，在中国也是有传统的，可谓是相互鄙视。东晋时，南方士族瞧不起南渡来的北方士族，言谈文字中常有不敬之语，把北人叫作“伧鬼”。 　　岂止南北，各地居民那种对外乡人的鄙视、嘲笑甚至作弄，我们今天都往往能感受得到。这不是本文要讨论的问题。我想说的是，以中国幅员之大，历史之久，南北间的差异成因太复杂了。以北方文化的代表北京为例，它属于外族的历史比中原更长，早在残唐五代的第三代后晋，即作为云燕十六州之一部分划归了契丹，先后经辽、金、元诸朝统治，直到明初收复，前后凡四百三十二年。当初是划出去的，又不是被征服，并且刚做过大唐帝国的子民，文化远较统治民族发达，要优越也只是对契丹人优越，怎么会反过来对留在国内的汉人感觉优越呢。 　　古今南北谈 　　古往今来，对于南方北方、南人北人、南风北俗之间的异同，不知有多少人作过观察、辨别和评述。《隋书·儒林传》：“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这是说的儒学，其所含意趣，似乎在其他文化领域也相当符合。北方是儒的故乡，南方是道的家园。北人守传统，南人重义解。道家要比儒家高深，儒家则比道家博杂。故欲经世者应仕于北，欲出世者宜避于南。自古皆然。 　　清初学者顾炎武讥评天下学子，南人“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北人则“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亭林先生是江苏人，任职过南明，又北游诸省二十年，对当时南北两边的情况感触之深，加之难以释怀的亡国之恨，遂有此评。 　　民国时，南社成员胡朴安曾辑《北京（车酋）轩录》，其中首篇《社会丛谈》由北京人的爱吃葱蒜、穿红绿、听京戏，谈到北人的弱点：“盖北方人民，感觉迟钝，无葱蒜则舌之味觉不愉快，无红绿则眼之视觉不愉快，无皮黄则耳之听觉不愉快。其感觉迟钝之原因，若医科学解说之，则北方空气干燥，种种电力，传达较迟，是为一大原因。且因感觉迟钝，而益求兴奋之剂以愉快，愈激愈疲，愈疲愈弱，五官本能，因以益钝，是又一原因。以感觉迟钝故，遂至脑筋简单，学说不易输入，文化因以不进步，是人群进化之障碍。”从味觉、视觉、听觉的迟钝与灵敏入手，一下找到北人难以进化的原因，似乎还有医科学的根据。令人大开眼界。 　　这本书的第二篇《八埠艳语》，说了一段南妓和北妓的不同，十分生动： 　　“妓家向分南北帮。从前界限颇严，南不侵北，北不扰南。间尝评论南北帮之优劣，各有短长。大抵南帮活泼，而流于浮滑；北帮诚实，而不免固执。南帮应客，周旋极殷，如论风头，则洵非北帮可及。至北帮则除床笫外无他技能，除偎抱外无他酬酢。”妓女在中国的文化史上，向来是一道不可或缺的风景。不知从何时起，南北妓女有了如此大的差别。北宋名妓李师师是洛阳人，靖康之乱后逃到湖湘，从此北方再无名妓。明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