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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结构调整对农民工就业的影响 ——访暨南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王春超 农民工的流动就业决策行为趋于理性 记者：产业结构升级已经喊了很多年，但是收效并不明显。您认为，主要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种情况对保护农民工权益又有何影响？ 王春超：近年来，中国沿海和发达地区吸引了大量的农民工就业，尤其在相对低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吸收了大量劳动力。然而，当前的低端产业利润空间变得越来越狭小，发达地区的产业面临转型升级。此时，发达地区的企业主为了提高产品的竞争力，通常倾向于靠压低产品生产成本追求短期利益，而较少有企业将主要精力真正集中于培养自己产品和服务的核心竞争力上。在这种状况下，企业主不具有很强的动力为农民工解决生活相关的系列问题，他们容易忽视劳动者的权益。因此，已经形成对低成本劳动力依赖的企业，其转型升级的动力往往不够强烈，从而形成了不利于产业结构调整和农民工利益保护的 “稳态”经济环境。国家统计局中国农民工监测资料和我组织的珠三角地区农民工调查结果都表明，城市农民工的劳动权益保护程度非常低，尤其表现在外出农民工劳动时间偏长、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的比例低等问题上。 ?记者：政府在推动城镇化的同时促使经济结构转型，尤其注意引导吸纳农民工较多的传统制造业和服务业升级、调整，农民工就业和产业结构调整将面临新的挑战和矛盾。在此背景下，农民工的劳动就业行为有何新的动向？他们劳动权益的持续保护状况如何？ 王春超：我在珠江三角洲地区的调查中发现，有时在农民工明显知道企业延长劳动时间而没有更多补贴的行为是涉嫌违反《劳动法》规定的情况下，仍然“默许”企业迫使他们延时劳动。农民工在签订劳动合同方面缺乏主动性，签订劳动合同的积极性并不高。珠三角地区农民工的流动就业决策行为形成了这样的局面：一方面，农民工劳动就业权益受到侵害的现象长期持续存在，形成农民工群体与城市融入的 “张力”，他们难以真正融入城市的劳动和生活；另一方面，城市社会和农民工双方的短期利益驱使农民工的就业流动频繁发生，农民工不断 “跳槽”，就业的不确定性更加强烈。 记者：为什么普遍存在上述现象呢？ 王春超：在面临企业转型升级和政策调整的双重影响时，农民工的流动就业决策行为趋于理性。现实中，农民工的流动就业决策行为决定于其自身的人力资本特征、企业态度和外部政策环境。城市中的农民工群体在面对政府的战略调整和政策环境调整下，他们理性地认识到政府与企业利益导向的差异以及与自身利益的一致性。例如:当企业提高农民工的福利和营造良好就业环境的行为更有利较大程度提高农民工的收益，此时，农民工具有与企业达成默契的激励。此时，即使是企业为了增加劳动时间而在 《劳动法》规定的 “边缘”状态甚至涉嫌违法，农民工也仍然能够 “默许”延时劳动。此外，如果政府的政策相对企业更有利于农民工的收益时，农民工群体则可能利用政府政策对企业形成暂时压力，迫使企业调整工资或者自己采取 “跳槽行动”，争取更多的收益。 经济转型中更需要关注农民工的工作状况 记者：在珠三角地区，产业升级的客观要求与农民工就业之间的关系表现为什么样子？ 王春超：在改革开放以后的较长时间里，珠江三角洲地区维持着以 “三来一补”和劳动密集型企业为主要经济发展动力的局面。珠三角地区成为中国大陆“三来一补”和劳动密集型企业最为集中的地区。这一地区也吸纳了全国最多的农民工，目前在珠三角地区务工的外出农民工占全国外出农民工的22.6%。其中，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较多。为了进一步推进城市化，推动城市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政府和企业已经意识到，产业升级转型迫在眉睫。然而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发展依然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并且对工人的人力资本和就业稳定性要求更高。此时，部分农民工在积累了一定的技能后也可以适应产业升级的要求，这样能形成产业发展和农民工发展的良性互动。反之，如果不注重农民工的工作环境，并忽略对他们的培训，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农民工失业和就业流动的问题将更为严重，并且进一步影响到城市化的整体推进以及和谐社会的构建。 记者：政府鼓励产业升级的政策会对农民工的就业产生什么影响？ 王春超：当农民工意识到政府的政策决定相较于他们所在企业的状况更有利于获取收益时，他们会有意识地寻求政府等部门的外部帮助，同时形成就业流动。在工人素质满足企业需求的前提下，如果政府大力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并出台相应的鼓励企业研发和产业升级的政策，那么具有相对较低盈利能力的传统建筑和制造业企业将面临相对更为不利的外部环境。在此类企业中工作的农民工，就业环境和福利改善状况相对滞后于其他行业的企业以及外部总体环境。因而，此类行业的农民工流动就业倾向会增强。与此同时，具有相对较高盈利能力的现代企业则有可能因为政策调整而获得更多的外部支持，进而形成更高的盈利预期，这也可能促使企业改善就业环境，此类企业中的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