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访谈研究..docVIP

女性主义访谈研究 使用半结构式访谈调查已成为女性主义（研究）者为使其研究对象积极参与，以便获得有关她们生活的信息资料的主要方式。 为何女性主义研究者对访谈感兴趣 ? 半结构式访谈或非结构式访谈调查方式重视参与者的自由交谈，是一种定性的信息收集方法。它既有别于民族志调查方法因为研究者不必长期参与被访者的生活中的活动；又有别于问卷调查或结构式访谈因为它能捕捉到访谈中研究者和被访者之间的即兴互动。是否给予被访者详细阐明问题或讨论的机会，是区分访谈调查和问卷调查的标志之一。开放式的访谈研究探究人们对现实的看法，并允许研究者提出自己的理论。在这个角度上，它对旨在验证假设的定量封闭式访谈研究做出了补充。女性主义研究者Patricia Sexton在她对女性医护人员的研究中强调了研究方法间的这种差异： 不幸的是，大量关于“工作和对工作的不满”的统计数字和推论很难让我们真正理解妇女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情况， 以及她们如何对待与工作有关的问题。因此就很需要获得其个人资料：医护人员个人或群体生活写真、其真实状况的片断， 其言谈观点——这些都是她们日常工作生活的基本内容。为获取这类材料，我试图获取大堆的有关其工作生活的统计数字与理论，具体方法是询问她们：你是谁？干什么工作？哪些问题困扰着你？你希望你所属的工会或妇女运动为你做什么？ 女性主义伦理学家Janice Raymond也偏好“提供开放式问题的半结构访谈研究”，因其“在最大限度提供了研究发现和描述”。半结构访谈研究常以社会学家Barney Glaser和Anselm Strauss 所开发的关于数据分析的扎根理论(grounded theory)为基础，该理论以归纳法来分析数据。 开放式访谈研究得出的非标准化的信息使得研究者能充分利用人和人之间存在的差异进行研究。 比如，心理学家Rae Andre报告，在她对29个家庭妇女和1个主持家务的男子进行的研究中，对于不同的具体问题的回答数分布在12至30之间。这一结果的产生是来自他们的知识程度之差异，或是因为这些有酬受访者不愿意去深究那些似乎令他们感到不快的问题。 有一次，一名访问者过于沉浸于被访者的故事中以至于忘了提问题。在其他一些时候，访问者决定打断对方，插问某个问题。时间紧，还常常不可避免地被打断，这也是访问者所必须面对的问题。因此，访谈有时只得在被访者卧室里进行，坐在床上谈（但即使如此，访谈也还是会被打断）。 Rae Andre未因为访谈中产生的此种偏差而将得到的信息看作是低质量的；她认为这是源于现实的有价值的反应： 如果原本进行这个项目的目的是根据我们的抽样访谈推断出所有人的情况，或者是为了在个人的看法之间进行比较，这些访谈中出现不规则情形就会显示出我们方法上有问题。而事实上，我们这个项目只是为了尽可能多地记录家庭主妇和“家庭主夫”可能持有的各种观点和价值观而已，而在项目的设计中，我们就感到被访对象，访问方式和场合的多样性是有益的。 很幸运，她的助手们在报告访谈过程时没有隐瞒访谈中遇到的这些偏差情形。 对于那些行为为研究者所厌恶的研究对象，女性主义研究者们也采取了这种开放式的访谈法。以Diana Scully的对性行为和女性的看法的研究为例。她调查了114名因对成年妇女或二十岁以下的女孩施暴，分别被囚于弗吉尼亚的七个一级或二级监狱中的强奸犯，这些人都自愿参与这项研究。“向他们提供的问卷长达89页，其中包括……30页开放式的问题，意在深入了解他们对自己、对自己的罪行及对受害者的看法。” 女性主义研究者们偏爱访谈方式，除了是出于那些主张定性研究方法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反对实证主义批评的贡献这个原因之外，还有如下原因：访谈方式向研究者们提供了让对象用自己的语言而不是研究者的语言来讲述自己的想法，观点以及对往事的回忆的途径。就对妇女的研究而言，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以这种方式去了解妇女可以矫正对几个世纪以来对妇女的种种想法的完全忽视、或一向让男人作为妇女代言人的做法。一些女性主义研究者们在这方面尽了全力，她们/他们仔细记下妇女们的话并对其进行精心分析。比如，Mary Belenky及其同仁采用了“深访/个案研究法”来研究妇女的认知情况。虽然她们/他们也用了一些目的在于检验先前的研究结果的（封闭式的）问题，但其余问题都是开放的。 因为较之检验我们先前的假设是否正确这一点,我们更想听听妇女会用自己的话说些什么,尤其是因为在我们的研究对象中有一些处于弱势的被遗忘了的妇女, 很难得有学者来了解研究这部分妇女的认知学习，身份转换，以及道德观念等情况。我们采用归纳法, 倾听妇女的心声和想法，这样就有可能使我们自己开始听到那些从未被人听到过的和想像到过的声音。 出于这一目标，研究者们遵循了以下模式： 每一场访谈都以如下问题开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