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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发展走向探讨 一百年前，波兰作家显克维奇敏锐的察觉到自己的民族正面临着一次十字路口选择的彷徨，于是他写出了一本大型的历史小说《你往何处去？》。这部巨著不关涉及当下现实，仅仅“影射性”对历史进行重新的写实、阐述。他提出来的问题不是一个轻松的问题——你往何处去？对每一个关心时代的前途命运的人来说，这无疑是一个严峻而无法回避的问号。　　今天的中国文化正走到了十字路口。事实上，这个“今天”很长，有一百多年。一百多年前的“今天”，中国文化就已走到了这个十字路口，一百多后的“今天”，江山也易改了，圣人也驾崩了，红颜也薄命了，英雄也气短了，坟头也长草了，我们的邻居们也纷纷踏上了“现代化”的道路了，而中国的文化却依旧站在“今天”的那个十字路口，手里还拎着一块镜子。镜子是做什么用的呢？是顾影自怜用的。　　如果我们还争气，我们首先就该拍拍自己的脑袋，问一下：一百多年来，我们都做了什么、正在做着什么？为什么我们身上还遗留着一系列的情结，诸如复古情结、愚忠情结、清官情结、处女情结、中庸情结、看客情结、高调情结……？显然，这些都是传统文化在我们身上“打”上的“胎记”，因为我们都是“炎黄子孙”，我们都“无害为圣人之徒”。　　一百多年过去了，我们总是以各种各样的理由，五花八门的借口来拖延和抗拒我们早该做出的选择。我们似乎忽视了文化在一个民族发展中的作用。从来，政治、经济、社会、科技、教育、医疗、司法、军事、体育等等等等，都不过是文化大题目下的一个子目录。　　我们时刻处于文化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之中。文化在我们的周围，在我们的血液里，发挥着“永恒而基要”的作用。我们的生活状态、行为方式、思考模式，以及我们今天碰到种种关于文化问题的困惑，无不和文化本身有关。　　作为一个二十岁的年轻人，我已经习惯了这种困惑，并获得为此寻找答案的勇气和信心。我想，每个人，只要他不是还在吃奶或者不是老糊涂，那么他就愿意对此进行起码的思考；如果他是一个思想健全并且有着现代化的精神向度的人，那么他必定愿意站出来，以“米哈伊队长”式的战士姿态，为中国的“显克维奇”提供一个方向性的答案。他需要的不是“君子礼让”的风度，而是“当仁不让”的气魄。他将绝不妥协的坚持和保卫他的答案——他愿意为此而背上十字架。　　在提供我的答案之前，来一次“排毒作业”显然是迫切而且必须的。今天，我们的文化之所以原封不动的呆在十字路口那里这么多年，是因为它的体内积淀了太多太多的“毒素”。对于一个中毒甚深者来说，毒素不除，而是给他狂灌补药，反而会加速其人的死亡。从某种意义上说，“排毒”的作用比“补药”的作用还重要，“除旧”的意义比“布新”的意义更为重大。　　文化是人创造的，因此，造成文化中的“毒素”的积累大多是人为的因素。在我们的文化中，健康的、没有中毒的比例比大气层中的臭氧的比例还低。到底是哪些人妨害了中国的现代化呢？带着这个问题，我将把从古至今各位“已经传播过病毒”的和“正在传播病毒”的人物一一请到“现场”，从十二个不同的角度切入，把他们归类为十二种流派，还原他们的本来面目，请他们重新“谈谈”他们的“播毒”的心路历程。不信？且征其流派：　　　　 原教旨派　　　　这一派的思想，与今天伊斯兰的原教旨主义者倒是臭味相投。他们对于当时传播西学和传教的西方传教士是完全排斥的、厌恶的——还不只这样呢，我们且看一下他们的代表人物的发言。　　李玉庭因不满利玛窦“曰大西”，于是开骂：　　“何物幺魔，辄名曰大西，抑思域中有两大否？此以下犯大，罪坐不赦。”（《诛邪显据录》卷下）　　张广湉受不了别人对“一君之治统”的指摘，于是开骂：　　“何物妖夷，敢以彼国二主之夷风，乱我国一君之治统？”（《破邪集》卷五）　　沈榷一面痛恨“西人不知吾帝王之大经大法所在”，另一面又不喜欢“谬误之西历”，于是开骂：　　“何物丑类，造成矫诬，盖儒术之大贼，而圣世所必诛，尚可蚩蚩然驱天下而从其说乎？”（《破邪集》卷一，《南宫署牍》）　　试看以上的言论，都是在“何物”后面加上一个诬词，这分明表明了当时的士大夫自身对于西方缺乏了解，但又不愿意了解，而之后的“不赦”、“乱统”、“必诛”云云，都是在这个层次上不耐烦的诛杀论。话里话外散发着唯我独尊、杀气腾腾的怪味。这一派可说是纯纯粹粹的排外。这些老怪物们脑子单纯，手段却异常毒辣，对于西方传教士，他们采取了先下手为强的办法，乱扣帽子，终于借着朝廷的力量“攻乎异端”，“蚩蚩然”的卫道起来了。　　　　 不稀罕派　　　　这一派比前面那一派更加食古不化。前面那一派排斥西学，主要是因为不懂，这一派则是不稀罕。他们的招牌话语是“哼，你们的东西虽然好，但我就是不稀罕。”此派鼻祖首推扬光先。扬光先性情暴躁，做事马马虎虎，不过独独在排外这件事上显示出了极大的动力，这也难怪，他的一生的终极目标乃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