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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模式与文明型国家的制度安排 【5月11日，作为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二十周年校庆活动——“大师课堂”第五讲的演讲嘉宾，复旦大学中国发展模式研究中心主任、上海社科院中国学研究所所长、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张维为教授做了题为《中国模式与文明型国家的制度安排》的精彩演说。副院长兼中方教务长张维炯教授一同出席活动。观察者网全文刊载。 张维为教授在演讲中提到，英国政治家丘吉尔有过一个说法，他说民主是最不坏的制度，但用中国人的说法，“最不坏”就是下下策。现在我们的制度设计也包括了下下策。所谓的下下策就是保底，中国现在最高领导人是两任，10年。还有退休制度，到一定年龄你必须退，这个西方还没有，像美国参议员都是干到死，而在中国是明确的。这某种程度上就是保底的安排。但除了下下策，我们还有上上策，就是你必须尽一切可能，来寻找尽可能德才兼备的领导人。所以我们现在的制度安排是上上策与下下策结合，超越了西方模式。】 非常高兴有这样一个机会到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来庆祝你们的20周年校庆。我和中欧也有过不少接触，参加过一些中欧的活动，包括在伦敦、深圳和上海举行的活动，受益良多，所以我是真心地祝贺中欧。 我觉得中欧有几点做的肯定是对的，站得住脚的：一是中西合璧，二是联系实际，三是一开始的目标就争取世界一流。这二十年的历史证明，这是一个成功的中欧合作，我自己也是中欧合作产生的学者，我在中国生活了30年，在欧洲生活了20多年，在发达国家的瑞士读书、工作，后来走遍了所有西方国家，包括冰岛都去过，所以有一些感悟和大家一起交流。 说句老实话，我收到中欧大师课堂邀请的时候，我有一点犹豫，因为汉语中大师是个非常“高大上”的词，人贵有自知之明，我不是大师，所以我犹豫了一下，大概是在国外呆的时间长了，在西方人家夸你的时候，一般不是拒绝，而是直觉地说谢谢。我还想起孟子2000多年前曾说过的话：受之有愧，却之不恭，就是说一个贵人给你荣誉的时候，你受之有愧，但拒绝它恐怕又是不恭敬的，所以我就问了一下校方这个大师讲堂的来历，他们说这是从英文master class翻译过来的, 这样我感觉就稍微好一些，因为英文我还是懂的。我经历过文革乱世，17岁去工厂当学徒，英文叫apprentice， 三年满师后当师傅，英文就是master。更重要的是我相信，中欧是产生未来大师的地方，所以我在这里是在与未来的大师进行交流。 今天我讲的题目和大家学的专业没有什么特别的关系，大家学的是工商管理，是金融。我这里讲的是政治哲学、政治学和文化问题。 但是我总相信中国人讲的，功夫在诗外，一个诗人要真正写好诗，就要拓开自己的思路，所以我把自己的心得体会跟大家做一些交流。 我先从与福山的辩论说起。他是一位知名的美籍日裔学者，写了一本书叫《历史的终结》，谈的是世界历史发展到了西方民主模式和市场经济模式就终结了，当时正好赶上了苏联解体，东欧崩溃，所以他一下子声名鹊起。 但是他当时没有想到中国会那么快的崛起，这个事实使他开始反思自己的一些观点，所以他几乎每年都到中国来，进行一些研究。国内许多研究机构接待过他，奉为上宾，这没有关系，关键是国内很多学者还是认同他历史终结论，我看了一些他们讨论的记录，感觉像是在汇报工作，汇报中国何时实现西方的制度安排，坦率地说“历史终结论”在世界范围内早已过气，很少有人信了，但在我们国内还有不小的市场，令人匪夷所思。 2011年春秋研究院和《文汇报》组织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活动，就是让他和我进行一场对话，当时定下的题目是“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和世界秩序的改变”。但福山先生抵达文广大厦VIP室的时候对大家说，他今天要讲中国模式，我们当时都没有想到他也要谈中国模式了，我或多或少有一种感觉，好象打仗一样，他似乎在中国若入无人之地。我对《文汇报》的老总说：给他一点中国震撼吧，所以我们就开始了一场辩论，这个辩论我不多说了，因为网上视频、文字都有，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是一个好事情。 我简单谈谈我与他辩论时讲的几个主要观点： 第一，不是历史终结论，而是历史终结论的终结。 第二，我说美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任务恐怕不亚于中国，美国的政治制度是前工业时期的产物，需要大量的改革，否则美国还将走衰。 第三，当时正好赶上埃及之春，他说中国也要面临这样的问题，我说不会。我去过4次埃及，20年前开罗和上海差5年，现在差40年，一半的年轻人没有工作，不造反行吗？我对他说，不仅中国不会发生埃及之春，而且埃及之春、阿拉伯之春不久将变成埃及之冬、阿拉伯之冬。现在看来，我的预测是准确的，站得住脚的。 实际上我20年来关于中国的其他预测，也是准确的，我也希望以后的预测能继续准确。这是我自己做学术的要求：你的观点和预测，多少年之后，人家看还是对的。 先让我简单地谈谈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大家熟悉的数据我就不说了，我想从另外的角度来谈谈， 一个是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