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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法的实施 ———由“厦门远华案”引出的法理思考 引言：涉案人士角色分析——“死法”与“活法” 我国刑法第三章第2节、第八章和第九章分别就走私、行贿受贿、渎职等罪作了具体的规定，但只是就这些规定的本身似乎只能称为死的法律——倘若贪官污吏遍地，走私犯罪猖獗，即成为一纸空文了——要使得书本中的死法转化为现实中的“活法”还需这法的主角——“人”。就“厦门远华案”中，大体有三种具有法律人格的当事人：原告——国家（人民）；被告之一，各位授受贿赂，渎职为走私开绿灯，私放重犯的官；被告之二，一伙以合法公司为外衣掩盖，做偷窃国家税款、侵吞公共财富、破坏经济秩序的“强人”——涉案人士中的主角。暂时抛开国家不提，单就这伙涉案的恶人来看，书本中的法（至少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对他们就是一纸空文，他们凭着手中的大把的钱或重磅的权将什么法条、公德、道义统统都掀翻了过去，从而在一定时空范围内按照他们自己私定的罪恶秩序活动着，或许这样的东西才是他们心中常存的“法”。 如此看来，立法——即使再好的善法，也只能是法律迈出的第一步了。那么法的实施即死法转化为活法就理所当然的成为法律征途之路的主体——艰难的光辉正路。 ??????????????? 一 法的实施的本体谈 （一）法的遵守。 法的遵守即“守法”是法的实施最重要的基本要求，也是法的实施最普遍的基本方式。我们或许会说这是为社会中的“好人”准备的法学理论，因为“恶人”根本不会老老实实地去守法。守法是有条件的：1、法是善法；2、人是“好人”；3、还需有一个良好的法律环境。 （二）法的执行。 如果说守法的主体是一个国家主权范围内所有的法律上的“人”（包括公民、法人、其他组织等），那么法的执行即执法的主体就只能是根据法律拥有执法权的国家机关了（倘若要由公众自己执法恐怕是会退回到原始社会的原始阶段，那时法的雏形——氏族道德规范），比如“厦门远华”这个案件中的厦门政府、海关、公安局等等。可发一笑的是这些平日里耀武扬威的执法人士到此时成了司法审判的阶下囚。执法的法能否活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尤其对恶人）作用无须赘述，而执法者本身若不幸成了恶人，那便是恶人对恶人执法，可是看来这两伙恶人沆瀣一气的可能性要大得多。话说得有些离题了。总的说执法有三个基本原则：行政法治原则；公平合理原则；效率原则。法的执行者群体是担负着保障“法治”贯彻到实处的群体，无论如何都应该是比较优秀的，并且其内部运作机制（如分权制衡，监督奖惩）应该是比较完善的。如果公职人员渎职行为（不依法行政或因故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重大损失）普遍存在，权钱交易甚或权色交易泛滥成灾，那么这对于国家、民族的危害就不是一两句纸上的微言可述的了。 （三）法的适用?? ① 刑不上大夫——贵族特权 现代的法的适用这一概念是指国家的司法机关（如法院）依据法定的职权和程序，具体应用法律处理案件的行为活动。从法理上讲应有法的适用平等原则。但实际上却总是有相对的特权阶层存在的。在我国春秋战国以前，贵族享有种种特权，不但“劳心者治人”，而且在法律面前也高众人一等。秦国的改革家商鞅颇为痛恨此种“不平等”（虽然他是从君王至上权威的角度出发），而宣布变法。于其过程中残废了太子的老师——太傅，王子，得罪了一批王公贵族，致使他最终被人弄得五马分尸——车裂。但他的废井田、开阡陌，废除贵族特权，论功行赏、获罪当罚的法家制度却强大了一个国家，造就了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度。于是“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大概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伏尔泰语）或司法平等的中国古代版本。而涉及此案的官员们则是中国现代版的“新贵族”。 　　　　　　　② 司法独立——司行合一 物理学中颇为经典的牛顿三大定律中的惯性定律众人皆知。不妨把此惯性引入文中，那么可把我国古代司行合一（司法与行政在基层政权架构中不分）的现代后遗症称为传统惯性-司法传统惯性存在。在中国古代，中央和省一级一般设立有专司刑狱（司法）之官，但府、县这最基础的政权中市长（知府）、县长（知县）们既是法院院长和检察院检察长甚至还是公安局长，真可谓“大一统”。当代中国的司法要在“党”的领导下的相对独立，由人大产生对人民和法律负责；当然司法的经费要由政府的财政部门提供，人事制度和领导配备要服从于公务员法。西方的司法独立思想一般认为开始于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可英国早在12、13世纪法院就拥有了相当的独立权，从而开创了英美法系的主干——判例法。而古希腊的近乎于疯狂的几百名群众法官的“司法民主”更不必说了。我国的司法相对独立之路任重而道远。总之，我国的法的适用应遵循如下基本原则：司法平等（正义）；司法权独立行使；司法责任（但要尽可能保证法官的基本的“自由心证”和除非故意枉法的人身和财产的免责权力，法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