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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赔偿中精神损害赔偿之我见 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已纳入我国民事法律的调整范围，被害人在自己的权利遭受损害时，有权提起精神损害赔偿的民事诉讼，但当被告人的侵权行为涉嫌犯罪时，被害人因该侵权行为遭受的精神损害却得不到我国刑事法律救济，受害人不能提起精神损害赔偿的附带民事诉讼，也不能另行提起精神损害赔偿的民事诉讼。刑事法律与民事法律对精神损害赔偿问题的不同规定，给司法实践造成矛盾与困惑。在附带民事诉讼中确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重要性和可行性势在必行。 我国《刑法》第三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由于犯罪行为而使被害人遭受经济损失的，对犯罪分子除依法给予刑事处罚外，并应根据情况判处赔偿经济损失。”《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第一款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法释[2000]47号）第一条第二款规定“对于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精神损失而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如果说《刑法》与《刑事诉讼法》没有将被害人的精神损害纳入刑事法律调整范围的话，那么，法释[2000]47号司法解释则明确将精神损害排除在刑事法律调整范围之外。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遭受的精神损害得不到刑事法律救济，而根据民事法律，被害人由于民事侵权行为遭受的精神损害，可以通过民事诉讼获得赔偿，那么被害人是否可以另行提起精神损害赔偿的民事诉讼呢？笔者认为，从理论上讲是可行的，但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是否受理刑事案件被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问题的批复》（法释[2002]17号）规定：“对于刑事案件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精神损失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在该刑事案件审结以后，被害人另行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该批复一次剥夺了刑事被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的诉权。由于刑事法律与民事法律对精神损害赔偿不同的规定，实践中造成了同一侵权行为因为适用不同的诉讼程序导致不同的判决结果，甚至造成侵权行为越严重，侵权人的赔偿责任越轻，被害人所获得的赔偿越少的怪现象。犯罪行为给被害人造成的精神损害比民事侵权行为大得多，不尽快解决这一问题，将严重影响我国法制的统一和尊严。 一、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在附带民事诉讼中缺失的弊端 (一）不符合公平原则 第一、制度上不公平。附带民事诉讼从本质上讲是民事诉讼，而不是附属于刑事诉讼的，它是为了简化诉讼程序、提高办案效率和效益、减少当事人的诉累，而将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合并审理。既然民事诉讼是一个独立的诉讼制度，那么附带民事诉讼就应该按民事法律制度来进行，就应当包含民事诉讼的一切要素，但附带民事诉讼中将精神损害赔偿排除在民事赔偿范围之外，且将犯罪行为引起的精神损害赔偿排除在民事诉讼赔偿之外，这显然是不合理的，在诉讼制度上也是不公平的，将两个本来相容的诉讼制度人为割裂开来。 第二，赔偿范围上的不公平。按照民法的相关规定，公民的人格权遭受不法侵害，加害人应赔偿被害人因此所遭受的损失，包括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害，并且伤害程度越重，被害人得到的赔偿应当越多。刑事案件的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的精神损害，一般都比民事侵权行为造成的损害程度深，理应得到更多的赔偿，但按现行刑事法律规定，当一个侵权行为达到犯罪程度时，也就是被害人的伤害程度越严重时，被害人得到的赔偿越少，例如，毁人容貌的侵权行为在未构成犯罪时，根据民事法律的规定，被害人既可获得经济损失赔偿，又可获得精神损害赔偿，但在毁人容貌行为达到犯罪时，被害人不能获得精神损害赔偿，这种情况对被害人极为不公平。有些犯罪行为，如强奸、侮辱、诽谤等，对于被害人来说，其财产可能没有造成多大的损失，甚至没有损失，但精神伤害却是巨大的，甚至伴随终生的痛苦。犯罪行为是严重的侵权行为，是侵权后果严重、社会危害性较大的侵权行为，既然由于一般侵权行为造成精神损害的被害人能够得到法律救济，那么由于犯罪行为造成精神损害的被害人更应当得到法律救济。因此，我国刑事法律对由于犯罪行为遭受精神损害的被害人不予救济与法律的公平原则和人文精神相悖。 第三、实践中的不公平。在具体的审判实践活动中，极易造成各地区的不公平。在民法将侵犯人格权可获得精神损害赔偿纳入调整范围之前，各地在审理这类案件中表现不同。笔者曾办理过几件涉及精神损害赔偿的案件，但均未得到支持，特别是交通事故致人死亡的案件，交通事故发生后，造成被害人家庭支离破碎，家破人亡，有的虽然在经济上给予补偿，但其家人遭受的精神打击并不是钱财可以弥补的。在审理张××与赵×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中，张××十八岁的女儿被赵×的司机撞死，赵×的司机在刑事案件中被判处有期徒刑，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