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人口与可持续发展.docVIP

人口与可持续发展1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学科意义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同时也遇到了一系列令人关注的全球性问题，如人口增长过快、资源短缺、环境恶化等。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自然资源一环境之间的关系表现出了明显的不和谐状态。我国是世界上人口、资源、环境问题比较严重的国家之一。以人口与耕地资源为例，1952年，我国人口为5.7亿，耕地面积1.24亿公顷，人均耕地0.22公顷；2000年人口数量已接近13亿，耕地面积虽然也有所增加，但远远落后于人口的增长速度，致使人均耕地面积减至0.08公顷，比1952年减少了一半多。目前，我国的人均耕地面只及世界平均水平的1/3左右。为解决人均耕地不断减少所带来的食物不足问题，人们一方面采取扩大耕地面积的措施，如毁林开荒、毁草开荒等，将大片草原和森林开垦为耕地，这种做法虽然在近期内对缓解粮食供给不足的问题起到了一定作用，但由于破坏了生态平衡，引起了土地沙化、水土流失、气候异常等严惩的生态失调问题，从发展和长远的角度看是弊大于利、得不偿失。人们采取的另一个解决食物短缺问题的措施，就是依靠增加化肥和农药用量，以尽可能地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但这又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土地肥力衰减和环境污染加剧的问题，不仅影响到农业生产的持续发展，而且也成为影响人们生活质量的一大不利因素。在我国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对矿物资源的开采量迅速增加，资源储量的有限性与需求增量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这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一大瓶颈。人口剧增、资源短缺、环境恶化，在这被认为是当代社会最严重的3大问题中，我国最先关注的是人口问题。早在20世纪50年代时，我国老一辈领导人如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就意识到了人口问题的严重性，提出过控制人口增长和鼓励节制生育的主张；在学术界，也开始摆脱前苏联人口快速增长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表现的思维模式，马寅初先生发表了《新人口论》，从各个方面论证了人口增长过快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提高的矛盾，使人们对人口问题有了初步的认识。但由于随之而来的反右扩大化、3年经济困难以及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使控制人口的工作未能开展起来。进入70年代后，我国正式启动控制人口增长的工作。适应于计划生育实践的需求，人口学研究开始恢复，并得到很快发展。正是由于在人口理论上首先解决了三马之间的关系，即在我国计划生育中坚持马克思主义与批判马尔萨斯的关系，马寅初的新人口论与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的联系与区别，并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挖掘出了两种生产理论，找到了实行计划生育的理论依据，从而才为计划生育的顺利开展奠定了最基本的前提条件。如果没有人口理论的先行，如果不是理论工作者在老祖宗那里找到了两种生产理论作为尚方宝剑，在当时的极左思想干扰下，很难设想会取得计划生育工作举世瞩目的成效。这就充分证明了理论在指导实践方面的巨大作用。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由于工业化进程加速、乡镇企业得到更快发展，以及农业中的不合理开发等，导致了我国环境污染加剧的问题。这不仅影响到人民的生活质量，而且使社会经济发展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遭到了某种程度的破坏，成为制约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人们开始关心起环境质量的问题。尤其是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推出《21世纪议程》之后，我国政府对环境问题更是高度重视，很快就制定了指导我国未来发展的《中国21世纪议程》，并从1997年开始，将自1991年开始的每年在两会期间召开的计划生育工作座谈会加进了环境保护的内容，改为计划生育和环境保护工作座谈会。这一举措对理论界已经开始的人口与环境关系的研究无疑是一个极大的支持和鼓舞，大大促进了人口与环境关系问题的理论研究。我国对资源问题可以说早就有所认识，例如，20世纪50年代时，孙本文教授就根据我国的耕地和粮食状况，提出了8亿人口是我国最适宜的人口规模的观点；70年代时，宋健等人根据对我国资源状况的综合考察，得出了100年后我国的理想人口数为6.8亿的结论；七八十年代我们在进行计划生育宣传时，经常使用算账对比的方法，将人口增长与土地和矿物资源等自然资源进行比较，以说明我国资源的紧张程度，从而论证实行计划生育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提醒人们：必须十分注意控制人口增长的工作。但当时并没有形成人口与资源关系方面的理论。直到1999年，中央在两会期间的计划生育和环境保护工作座谈会上又加进了资源的内容，即召开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后，人们才开始将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上升到理论的高度，进行综合研究。由于人口、资源、环境问题具有综合性特征，因此，以往那种就人口过多谈控制人口、就资源短缺谈节约资源、就环境恶化谈保护环境的做法，就难以收到综合解决发展问题的效果，甚至连人口、资源、环境这三大问题的解决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