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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文明的选择 2005年3月22日曲格平、莫瑞斯特朗与北大学生的对话 （只摘录曲格平问答部分） 问：上个世纪70年代初期，中国正处于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之中。但是令全世界惊讶的是，中国派出代表团出现在世界环境保护的舞台之上。曲先生，您作为代表团的成员之一，能否向我们透露一些组团参会的情景和对中国环境保护的影响？ 答：中国出席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是周恩来总理决定的，他意识到环境问题的潜在威胁，让闭目塞听的中国人走出国门看看世界，避免在今后建设事业中出现环境灾难。 起初，外交部让卫生部组团。在当时的理解，环境问题就是卫生问题，卫生部组成了以军管会负责人为首的代表团。总理看到这个组团报告后不赞成，他说：环境保护涉及到工业、农业、城市、乡村，国民经济的方方面面，卫生部门难以协调这些方面的事。他指示由国家计委组团，因为计委是国民经济的一个综合部门。新组的代表团成员包括了：计划、外交、冶金、石化、轻工、卫生、核工业、农业等部门以及北京、上海和科技界的人士，共40多人，是一个大型代表团。 中国代表团在会上对环境保护的业务问题进言不多，但在一些国际重大政治问题上，如揭露美国侵越战争对环境的破坏、解决贫穷是发展中国家的当务之急、国际环境合作必须尊重国家的主权、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协商等等，都表明了中国的主张。这些主张，在会议通过的宣言中大都被采纳，为会议作出了贡献。 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像一面镜子，使我们看到了中国的环境问题。根据总理指示，在1973年召开了中国第一次环境保护会议，制定了对环境问题的若干规定，建立了管理机构，中国的环境保护艰难起步了。 问：里约地球峰会召开之时，中国改革开放已有14年。与1972年的中国相比较，变化是巨大的。我们请曲先生就中国环境保护20年的道路谈谈感受。 答：中国改革开放的20年，经济快速发展，社会不断进步，环境保护也发生了积极变化。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 第一，70年代初，大多数公众对“环境保护”这个词都很陌生，而今天，环境保护已成为公众的一个热门话题，反映出中华民族的环境觉醒，这可以说是20年来最大的变化。 第二，国家确立环境保护为一项基本国策，实施可持发展战略，制定了环境保护的“三大政策”和“八项基本制度”，特别是建立起控制环境污染和保护资源的法律框架，现在已有25部专项法律，国民经济主要领域和重要方面都做到了有法可依，特别是《清洁生产促进法》和《环境影响评价法》的颁布实施，已从环境问题产生后的治理，转变到源头控制，预防环境问题的产生。可以说，中国在环境法建设上已经和发达国家齐步。 第三，环境保护被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并被实施，环保投入逐年增长，2003年已达到占GDP的1.39%，不仅在发展中国家最高，也达到了发达国家投入的中上限。改革开放20多年来，工业严重污染的局面已得到很大程度的遏制。 第四，不过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中国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很多，有些方面还很严重，整体形势相当严峻。当前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城市地区的环境污染、江河湖海水源的污染、土地的退化特别是土地荒漠化的发展。 20年来，我们既要看到取得的进展，也要看到形势的严峻。当务之急是落实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问：在人类进入21世纪之后，两位先生都曾就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做了深入地思考。下面，你们可否与我们分享一下你们的思考成果？先请曲先生讲。 答：这个题目可以让人展开想象的翅膀，作一篇富有浪漫色彩的大文章。我今天讲的是当前应该做的一些看的见摸得着的事情。因此，并不那样浪漫动人。我认为保护人类环境，使人类与自然相和谐，是人类新文明的核心，可以把这种文明称为绿色文明。绿色文明涉及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各个方面。今天我想说三点： 第一，关于生产方式的转变，就是由传统的粗放型方式，向生态系统回归，按照自然生态规律，在经济、技术各个方面不断创新，全面改造现有的物质生产体系，建立起工业、农业、城市等各种类型的生态经济所构成的经济体系。与传统高投入、高污染和低效益的生产方式比较，是一种低投入、低污染和高效益的生产方式。 1992年环发大会后，可持续发展方式已被世界各国所认可。但是，真正按照可持续发展方式进行发展的国家还很罕见，甚至可以说还没有这样一个完美的典型。不过，局部的、分散的个体典型正在大量涌现。可以说当今是人类文明的转折时刻，生产方式转变的快慢，将决定每个国家的命运，关系到是建立起符合新文明要求的富裕社会呢，还是停滞不前、最终被时代所淘汰呢？何去何从，人类面临决择。 第二，关于上层建筑的变革。上层建筑范围过于宽泛，今天主要讲国家经济发展的管理方式和制度的变革，因为经济发展是造成环境问题的一个重要来源，不从发展源头上采取措施，环境状况就难以好转。源头防治的主要措施是决策机制的变革，就是由个人或少数人作发展决策，变为由下到上和公众、专家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