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商业发展前后三十年..docVIP

前后“三十年” 中国企业当前遇到的挑战，是当商业环境趋于“正常化”，驱动企业成长的种种外力消失时，企业突然感受到了自己在资源和能力上的“简”和“陋”。这种挑战从企业建立之初就可能存在，只不过特殊的“天时地利人和”把这种挑战恰到好处地掩盖了，而现在恰好到了“水落石出” 来源：21世纪商业评论 作者：吴伯凡? 改革开放是中国企业产生的基本环境。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后的生产力首先是“解放”出来的，经济活力首先来自个人和组织受到的各种严格限制的解除（当时流行的说法是“给企业松绑”）。换言之，令人惊叹的增长主要来自资源存量的释放，而不是能力增量的驱动。短缺经济下的经营活动更接近于“捞浮财”，与之相比，“能力构筑型经营”就成为一种高成本低收益行为，在自然选择下被淘汰。 在刚刚萌动的商业环境下，敢于犯规、敢于“第一个吃螃蟹”就是企业家精神，敢于出格就是创新，从大锅饭到承包就是商业化。办企业的目的和使命是不言而喻的：成为少数先富起来的人。所谓制造就是以低到不能再低的劳动力成本和原材料成本，生产在质量和数量上勉强够用的产品。凭借特定的时间差和空间差带来的显而易见的比较优势，再加上独特的“人和”（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和大量弱势、幼稚的消费者），中国企业就能因陋就简地经营并且不知其“简”和“陋”。 中国企业当前遇到的挑战，是当商业环境趋于“正常化”，驱动企业成长的种种外力消失时，企业突然感受到了自己在资源和能力上的“简”和“陋”。这种挑战从企业建立之初就可能存在，只不过特殊的“天时地利人和”把这种挑战恰到好处地掩盖了，而现在恰好到了“水落石出”的时候。 这种“水落石出”的还原会自然而然地把我们的视野带回到可见的商业史（建国后30年）的“历史原点”，即中国改革开放之初以及之前的30年。当我们进入到这种视野时，我们发现，“正史”（后30年）与“前史”的边界并不是我们最初以为的那样分明。 我们的回顾显然不是怀旧，更不可能是厚此（前30年）薄彼（后30年）。回顾的目的只有一个：回归历史和现实的基本面，并且面向未来。 ? 两种“中国制造” 我们今天通常所说的“中国制造”，是指作为国际经济现象的中国制造业在全球的崛起，其基本含意是以超低价格为主要竞争优势、既相当发达又相当不发达的制造业。其发达之处在于，全世界的消费者已经无法过一种“离开中国制造的日子”；其不发达之处在于，中国企业的制造能力至今仍处于相当低的水平。在作为“万业之业”的汽车制造业（这是反映一国制造业真实水平的行业），中国企业仍处于起步阶段，无论是自主创新能力还是品牌影响力方面都不具备竞争力。在成套设备制造方面，真正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中国企业也是寥若辰星。 如果撇开规模和产能不谈，中国制造业在后30年的能力构筑并没有明显的提高，甚至在某些领域出现了退步。建国之初，制造业基础几乎为零，新中国成立的10年之内，就生产出了第一台卡车，第一台乘用车，第一台电视机，第一块手表。这就是说，从1949年建国开始，就有了“中国制造”，而且在制造业的能力构筑方面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上海是一个已经具备相当实力并且有一定规模的制造基地。作为当时的中国制造的代表，“上海制造”已经具有一定的自主创新能力和自主品牌。 “中国制造”当然是与改革开放后“珠三角”和“长三角”民营制造企业的大量涌现直接相关。而与“珠三角”和“长三角”的制造业蔚成大观相伴随的，是以“上海制造”为代表的旧的“中国制造”的消失。当新的“中国制造”代替旧的“中国制造”的时候，不能不说是一种巨大的胜利。但这种胜利里包含着一种我们至今尚未意识到的代价——它是无形的，但又是巨大的。当“农民工”替代在“工厂社区”中生活和工作的工人、成为制造业的主力军的时候，产品的内涵和品质，甚至组织的内涵和品质也都发生了变化。雇工的临时性大大降低了劳动力成本，大大提高了产品在市场（尤其是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竞争力，但也同时大大降低了产品在市场上（尤其是在国际市场上）的价值竞争力。 ? 去除“洋务运动”后遗症 制造强国（无论是欧洲的德国还是亚洲的日本）的产品价值竞争力都与这些国家的企业的用工制度、员工与企业的关系密切相关。善待员工（为员工提供全方位的优厚报酬）、把员工当作企业可以不断优化的资产而不是单纯的成本，让只有在长期的实践中才可能形成的制造工艺和流程的隐性知识得以在企业内积聚、生长，并通过这种积聚和生长来不断强化制造企业的核心能力。如果企业员工的主体是大量没有归属感、在隐性知识上没有延续性的临时雇员，那么制造企业的核心能力是很难培植和积累的，因为大量别人很难模仿、内化在企业的生产流程和工艺中的隐性知识很少或根本没有增加。在没有核心能力和核心人力资本的情况下，企业要维持在市场上的竞争力，就只能通过不断增加雇员的临时性来降低成本，以价格而不是价值来竞争。这种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