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国外军事语言研究概况.docVIP

国外军事语言研究概况 李苏鸣 国外的军事语言研究主要有3个角度，一是研究军事现象与语言现象的共变关系，这主要是军事史学、语言史学和文化语言学的研究视角；二是研究军事社团的言语交际特点和规律，这主要是社会语言学和军事社会学的研究视角；三是研究语言和语言理论在军事领域的运用，这主要是应用语言学和应用性较强的语言学分支学科的研究视角。 一、关于军事现象与语言现象关系的研究 语言的发展变化受制于社会的发展变化。语言的变异往往是在多种社会现象的综合作用下产生的。在一定条件下，军事现象对语言的变异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国外学者对这一课题早已引起关注。比如，对于英语形成的军事历史背景，恩格斯就曾作过精辟的论述。公元5世纪，使用德语中低地德意志方言的盎格鲁人（Ａngles）、撒克逊人（Ｓaxons）、裘特人（Ｊutes）占领了不列颠。公元10世纪，诺曼军队又侵入了不列颠，诺曼人使用的古法语诺曼方言也随之在不列颠居民的言语交际中渐渐占据了一定的位置。伴随着军事入侵来到不列颠的低地德意志语、诺曼方言与古英语在长期的社会发展中逐渐融合，产生了中古英语。针对这类史实，恩格斯曾经指出：“其实，在任何一种发达的现代语言中，自然地产生出来的言语之所以提高为民族语言，部分是由现成材料所构成的语言的历史发展，如拉丁语和日耳曼语；部分是由于民族的融合和混合，如英语；部分是由于方言经过经济集中和政治集中为一个统一的民族语言。”（恩格斯：《德意志意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00页） 国外许多语言学名著也论及了军事现象对语言变异的影响问题。这些著述援引了大量的语言变异史实，分析了战争、军事入侵等军事现象对语言变异的影响。比如，美国语言学家肯尼斯·卡兹纳（Kenneth Katzner）在《世界的语言》（北京出版社1980年出版）一书中分析印欧语中的诺曼语族从民间拉丁语分化而来这一现象时，研究了这种变异的军事背景。他认为，“由于罗马军队把帝国的疆界扩展到欧洲大陆的许多地方，拉丁语便成了这些地方行政管理使用的新语言。拉丁语的口语在开始的时还相当统一。尽管这时它已经和古典文献中的拉丁语大不相同，但是由于帝国开始崩溃，罗马的统治者开始消失，所以各地区的拉丁语开始沿着自己独特的道路发展起来。因为彼此距离遥远，而且自然会受到邻族语言的影响，每种语言都发展了自己独特的特点，以致都变成了独立的语言。”美国语言学布龙菲尔德（Leonard Bloomfield）在《语言论》（商务印书馆1980年出版）一书中也指出：“历史告诉我们，英语是作为侵略者的语言来到不列颠岛的”，“再三被外族统治，可以使一种语言充斥了借词。阿尔巴尼亚语据说基础只包括几百个本族词；其余全是统治语言的借词，从拉丁语、诺曼语、希腊语、斯拉夫语，直到土耳其语。”“从反常的借用大多数例子看来，仿佛优势语言也曾受到劣势语言的影响。最清楚的例证是智利的西班牙语。智利土著人善战，西班牙士兵不得不异乎寻常地大量增援，随后定居下来，同土著女子结婚。跟拉丁美洲的其余部分相反，智利丢了它的印第安语言，只说西班牙语了……”“印度亚利安语被侵略者带到印度来，其人数必然相当少，而是由统治阶段在建立统治的长期进程中强加于人民群众的。”美国语言学家爱德华·萨丕尔（Edward Sapir）在《语言论》（商务印书馆1985年出版）中论述语言的交互影响时谈到：“一种语言对另一种语言最简单的影响是词的‘借贷’。只要有文化借贷，就可能把有关的词也借过来。早年的北欧日耳曼人，他们和罗马人的商业和军事接触上，才知道了酿酒和铺路，自然就会采用这种奇怪饮料的拉丁名称和这种不习见的路的名称。”瑞士语言学家费尔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在《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1980年出版）中论述几种语言在一地并存的现象时指出：“这种语言的重叠大都是由一个力量占优势的民族入侵引起的，但是有的也因殖民、和平渗透，其次是游牧部落把它们的语言带到各地引起的。”这些语言学名著的论述表明，军事现象与语言现象的互动、共变关系，早已纳入国外语言学家关注的视野。 二、关于军事社团言语交际特点的研究 这方面的研究是在社会语言学兴起之后逐渐展开的。19世纪以来，语言学家更加关注语言与社会生活的紧密联系。费尔迪南·德·索绪尔认为“语言·······既是言语机能的社会产物，又是社会集团为了使个人有可能行使这机能所采用的一整套必不可少的规约”（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1980出版，第30页）。一些学者对社团语言的研究必然地包括了对军队语言运用特点的研究。1972年，前苏联国防部军事出版社出版了德鲁齐宁和康托罗夫合著的《思考·计算·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