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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企高管职务消费货币化应当笃行 ——政策启动之际的冷思考 李富成 　 　　北大教授周其仁近日连称，“我国公务员收入确实偏高”，并自我解嘲地称其大作“反响很大”——骂声一片的负面反响。其实，这哪里是他观点本身的问题，试想在这个问题上，无论持偏高、中等或者偏低的观点，孰能善终?这似乎就是当下中国网络空间的时代特征：互联网大大降低了从私人思想到公开文字转化的边际成本，也好像剥去了任何“真理”身上挂着的最后一丝神圣——言责旁落，恶评泛滥，网路世界似乎完全成了一个新人类宣泄对真实世界不满的异度空间。 　　现在好了，聪明的公务员网民不必再跟周教授的拥众空费口舌了——其实这些拥众也未必心悦诚服于周其仁，而只是在彼时彼刻，这样的观点更便利他们酣畅淋漓地发泄而已，一句话，观点如有雷同，纯属巧合!——只要提醒大家看看刚刚浮出水面的“职务消费货币化”，就可以等着瞧好了：可不是，这下子中央企业负责人的收入才真是偏高了，不用动脑子就能把这与“化公为私”、“变相加薪”等联系在一起——这可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而且从一开始就火药味十足! 　　言归正传，货币化可以说是带着我国改革与转型特征的时代新词。而职务消费货币化，就是国有企业一改职务消费实报实销的传统供给制，将核定的职务消费限额，以货币的形式发放到个人，企业管理人员以之支付某些职务消费项目，超额自负，结余自留。 　　尽管仍有下岗职工度日如年，仍有贫困子弟望学兴叹，仍有农民工讨薪无果泪涟涟，但是正如本文副题所示，基于冷静的思考——既不是一味地鼓与呼，也不是当头棒喝或者泼冷水——不得不说的是，一码是一码，这个货币化政策尽管实际上会提高央企负责人的收入，但是仍有其不可否定的经济理性，我们不能否认有关部门出台这一政策的良善初衷。 　　从科斯以来，西方的制度经济学家就通过描绘一个没有交易成本的乌托邦的方式，来提醒交易主体与建章立制者，谁忽视了交易成本无处不在的现实，谁就会毫不例外地受到应有的惩罚。交易成本的存在决定了，产权永远不可能得到完全清晰的界定，只有在界定成本小于所带来的价值的范围内，产权才会得到界定。人力资本与人身的不可分离性，决定了金钱资本雇佣劳动的经济模式，而对管理层与劳动者是否支付了合格适量劳动力的监督，也只有在监督成本小于收益的情况下，才有其合理性。这个原理已经在《产权的经济分析》中被巴泽尔用来说明，为什么奴隶主和老鸨会允许奴隶和妓女为自己赎身，也未尝不可以用来说明央企负责人职务消费货币化的经济理性——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嘛! 　　试想，在不能确认央企负责人会自觉地把每一分钱花到刀刃上的情况下，如何规范他们的职务消费呢?在国有企业治理的行政科层化传统体制下，充分有效的监督似乎不可能在企业内部实现——很简单，我们无法指望有足够的监督人员能够铁面无私、时时刻刻地跟在每一个有职务消费权力的企业管理者身后，及时审查各种事无巨细的职务消费项目的合理性，并做出相应的决定;即使果真有并且能够达到这种效果，也是任何一个企业所无法承受的安排。实际上，再完善的企业治理结构，也不能为置身管理层之外的股东提供全面、充分监督企业管理人员每一项职务消费的有效机制，中央国企也不例外。在交易成本与信息不对称的纷扰下，全世界最有智慧的人也无法借这样一双慧眼给我们的国资管理部门，把职务消费的合理性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真真切切”。 　　货币化就是这样一个满足于雾里看花的选择。应该说，这不是一个无奈的选择，而是一个求真务实的明智选择。产权只能相对明晰地界定，而对职务消费合理性的监督，也只能在企业能够承受的成本范围内实现。货币化制度将监督与激励有机结合，寓监督于激励之中，有望达到控制企业运营成本的目的。其要旨是，在满足业务需要与发展规划的基础上，根据节约运营成本的合理目标，合理地确定并控制企业管理人员的经常性职务消费额度，在节约归己的激励下，既使企业节约可观的运营成本，又使个人增加合法收入，不失为双赢之策。因此可以说，那种认为货币化就是要化公为私、损公肥私的质疑与指责，是经不起推敲的简单化认识。 　　然而，即使如此，一个良善的改革初衷，如果不具体化为完备、合理的支持制度，要么就一无所成，要么就会在实践中异化为少数人谋取私利的工具。我们必须看到，实行职务消费货币化改革确实可能面临一系列困难：首先，在货币化与实报实销之间只能择其一而行之，不能在货币化的同时，又以报销方式列支纳入货币化计划的消费项目，否则就是不折不扣地“直接”加薪了，“变相”的帽子都是多余的。因此，企业内部的监督与财务制度或者国资部门的监管能否确保这一点，成为改革成败的关键。第二，作为一种成本控制的激励机制，如果不与相应的业绩考核机制结合实施，就会陷入“积极节流、消极开源”的怪圈——很简单，在可预期的范围内，节约下来的消费额度归个人，而必要的职务消费所争取的利益却归企业股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