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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陈寅恪的“自由之思想”王国维（1877—1927）　　(文/唐文明)　　1927年王国维自沉昆明湖后，陈寅恪先撰七律一首《挽王静安先生》及一联悼念，后觉“意有未尽，故复赋长篇”《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1]越二年，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为纪念王国维在校园内立碑，陈寅恪撰《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在这些悼念诗文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自然是《纪念碑铭》中“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一语。[2]用李慎之1999年的话来说，此语“今天已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共同追求的学术精神与价值取向”。[3]将此语简单地解读为知识分子学术上的操守或追求，可谓持之有故，也言之成理，然而，将陈寅恪的悼念诗文放在一起对读，就不能不对这种解读产生疑惑。　　一个很容易看到但几乎无人留意的事实是，在评价王国维之死这件事时，《纪念碑铭》与《挽词并序》使用了明显不同的表达。而且，如果对之不加进一步的解释，我们也很难直观地看到两种表达之间的一致性。尤其是当我们想当然地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解读为知识分子的一种学术操守或追求时，两种表达之间就更加明显地呈现出不一致。或许有人会说，在不同时候或不同情境对同一件事有不同的理解和评价，这无可厚非。这个说法自然有其道理所在，但具体到陈寅恪对王国维之死的评价这件事，若停留于这个思想地带来理解陈寅恪前后相隔两年的文字之间的关系，则难免有过于松垮、不严谨之嫌。　　在此或许首先需要强调一点，在《纪念碑铭》的语脉中，“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一语，并不仅仅呈现为陈寅恪对王国维学术追求的一般性概括，而是紧扣王国维之死这一事件而被编织在文中，所谓“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旺”。由此，必须正面回答的问题是，如果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直接、单纯地理解为知识分子的一种学术操守或追求，就需要解释，王国维受到了什么样的学术和思想的压制，从而导致了他的自杀？对此问题，从以下这个当时流传的说法中，似乎可以得出一个可能的答案：王国维是因为听到叶德辉、王葆心在湖南被革命党人枪毙从而受了刺激才自杀的。然而，就我们所设定的论域严格来说，无论以何种方式表述，这个可能的答案都不得要领，其中的关键点主要还不在于，“因叶德辉、王葆心被革命党人枪毙而受刺激”这个因素不足以充分解释王国维的自杀原因，而更在于，在陈寅恪对王国维之死的理解和评价中，这个因素根本就没有什么重要性。陈寅恪悼念王国维沉湖的碑文中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一句。　　基于以上这一番合理的质疑，我们自然可以想到，虽然《挽词并序》中使用的表达并不是单一的，但其中的看法相对而言还是比较清晰，而《纪念碑铭》中使用的表达虽然看起来并不复杂，但其中的看法其实还是一个谜：如果说王国维的自杀体现了一种自由，那么，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自由？前面的分析大概也表明，必须将《纪念碑铭》与《挽词并序》关联起来，去思考这两个文本的一致性，才有可能正确地揭出谜底。　　两个文本最明显的共同点是都使用了一个“殉”字。那么，王国维所殉的到底是什么呢？我们知道，这个问题在当时颇有争议，陈寅恪的悼念文字也有明确针对这个问题的意思，而他在悼念文字中针对这个问题所提出的看法在后来广为流传，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不过，就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文学术界刻意塑造的陈寅恪形象而言，陈寅恪在悼念文字中提出来的看法即使不是被根本扭曲，至少也是被片面地理解了。　　《挽词并序》中被引用最多的一段话可能是：“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大多数人也是从这一段话中直接概括出陈寅恪对王国维之死的评价：王国维所殉的是中国文化。殉文化说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与当时流传的殉清说具有明显的针对性。不过，我们也无需过分夸大这种针对性，其中的一个证据就是，陈寅恪在王国维自杀当天所写的《挽王国维先生》中就有“文化神州丧一身”之句。就是说，陈寅恪一直是将王国维作为“中国文化的托命人”来看待的。更为微妙而重要的是，如果我们就此得出陈寅恪反对殉清说的看法，那就大错特错了。　　在上引《挽词并序》中的那段话之后，陈寅恪紧接着说：“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Eidos者。若以君臣之纲言之，君为李煜亦期之以刘秀；以朋友之纪言之，友为郦寄亦待之以鲍叔。其所殉之道，与所成之仁，均为抽象理想之通性，而非具体之一人一事。”这段话也常常被引用，往往被用来说明“中国文化之定义”。在《挽词并序》的语脉中，这段话无疑意味着陈寅恪以殉君臣之伦来理解王国维之死。“殉伦”的说法也明确出现在《挽词并序》的正文中，所谓“一死从容殉大伦”。　　作为中国文化主干的儒教素来重视人伦，其中以父子、夫妇、君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