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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讲 名教、义学及其流变 两汉同异： 制度设施——同 思想文化——异 田余庆：“东汉是个没有制度的时代。” 吕思勉：“中国之文化，有一大转变，在乎两汉之间。” 一、东汉的名教 唐长孺：“名教就是因名立教。” 1、以关东为本位 《史记·刘敬列传》：“洛阳……为天下之中也，……有德则易以王，无德则易以亡。” 《汉书·翼奉传》：“愿陛下迁都正本，……一变天下之道。” 《汉书·王莽传》：莽下令曰：“玄龙石文曰‘定帝德，国洛阳’。符命著明，敢不钦奉！以始建国八年，岁缠星纪，在洛阳之都。” 《后汉书·循吏王景传》：“杜笃奏上《论都赋》，欲令车驾迁还长安。耆老闻者，皆动怀土之心，莫不眷然伫立西望。” 《后汉书·班固传》：“上《两都赋》，盛称洛邑制度之美，以折西宾淫侈之论。其辞曰：……娄敬度势而献其说，萧公权宜以拓其制。时岂泰而安之哉？计不得以已也。……迁都改邑，有殷宗中兴之则焉；即土之中，有周成隆平之制焉。……克己复礼，以奉终始，……仁圣之事既该，帝王之道备矣。” 2、政策重心在内不在外 《后汉书·光武帝纪》：建武十三年，“大飨将士，班劳策勋。……罢左、右将军官”。 《贾复传》：“帝欲偃干戈，修文德，不欲功臣拥众京师，……遂罢左右将军。” 《光武帝纪》：刘秀曰；“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 《臧宫传》：刘秀诏曰：“柔能制刚，弱能制强。……逸政多忠臣，劳政多乱人。务广地者荒，务广德者强。……今国无善政，灾变不息，百姓惊惶，人不自保，而复欲远事边外乎？” 《西域传》：“匈奴单于因王莽之乱，略有西域，……车师前王、鄯善、焉耆等十八国俱遣子入侍，献其珍宝。及得见，皆流涕稽首，愿得都护”。刘秀“以中国初定，北边未服，皆还其侍子，厚赏赐之”，拒绝派都护前往，且曰：“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如诸国力不从心，东西南北自在也。” 《耿秉传》：明帝“欲遵武帝故事，击匈奴，通西域”，派兵四万四千骑击匈奴。后又置西域都护、戊已校尉。 《杨终传》：章帝“不欲疲敝中国以事夷狄，……迎还戊己校尉，不复遣都护”，只留军司马班超及官属三十六人“绥集诸国”。 《后汉书·班超传》：班超提出“以夷狄攻夷狄”的策略。章帝以为“其功可成”，增兵一千八百人。班超主要依靠西域小国的军队控制了西域。和帝时，班超离任，“西域反乱”。安帝时，撤回西域军队，设护西域副校尉率三百人驻守敦煌，羁縻西域。 3反对制礼作乐 《后汉书·祭祀志》：“建武三十年二月，群臣上言，即位三十年，宜封禅泰山。”注引《东观书》载太尉赵憙曰：“陛下圣德洋溢，顺天行诛，拨乱中兴，……海内清平，功成治定，……宜登封告成，为民报德”。 《东平王苍传》：明帝时，刘苍提出“是时中兴三十余年，四方无虞，……天下化平，宜修礼乐”。 《曹褒传》：章帝时，曹褒上书曰：“今皇天降祉，嘉瑞并溱，制作之符，甚于言语。宜定文制，著成《汉礼》。” 《论衡·宣汉篇》：“儒者称……汉兴以来未有太平”，原因主要是“汉无圣帝”和“瑞颇未至悉具”。 《论衡·是应篇》：“儒者论太平瑞应，皆言气物卓异，朱草、醴泉、翔风、甘露、景星、嘉禾……之属；又言山出车，泽出马，男女异路，市无二价，耕者让畔，行者让路，颁白不提挈，关梁不闭，道无虏掠；风不鸣条，雨不破块，五日一风，十日一雨；其盛茂者，致黄龙、麒麟、凤凰。……称圣泰隆，使圣卓而无迹；称治亦泰盛，使太平绝而无续。” 《后汉书·祭祀志》：刘秀曰：“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气满腹，吾谁欺？欺天乎？”两年后，夜读图谶，有“赤刘之九，会命岱宗”一句，于是同意封禅。但仍心存疑虑，曰“国家德薄，灾异仍至，图谶盍如此？”又曰：“今予末小子，巡祭封禅，德薄而任重，一则以喜，一则以惧。” 《曹褒传》：“太常巢堪以为，一世大典，非褒所定，不可许。”章帝死后，大臣奏“褒擅制《汉礼》，破乱圣术，宜加刑诛。遂寝其奏，而《汉礼》遂不行。” 《张奋传》：“众儒不达，议多驳异。” 曹褒所定《汉礼》，皆“冠婚吉凶终始制度”。 4、法律的进一步儒家化 《汉书·刑法志》：武帝“更定律令”后，汉朝律令共有“三百五十九章”，其中“大辟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事”。元帝时，“省刑罚七十余事”，减轻死刑三十四事。哀帝时减轻死刑八十一事。 《后汉书·光武帝纪》：建武二年，“议省刑法”。 《郭躬传》：章帝时，郭躬为廷尉，“条诸重文可从轻者四十一事奏之，事皆施行，著于令”。 《陈宠传》：和帝时，“律令死刑六百一十，耐罪千六百九十八，赎罪以下二千六百八十一”，共四千九百八十九。 《陈宠传》：“臣闻礼经三百，威仪三千，故《甫刑》大辟二百，五刑之属三千。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礼则入刑，相为表里者也”；而东汉的律令“溢于《甫刑》者千九百八十九”，应参照《甫刑》加以删减，只留“大辟二百，耐罪、赎罪二千八百，并为三千，悉删除其余，令与礼相应。” 《晋律》强调“峻礼教之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