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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性问题及其中国语境4行政论文范文大全 合法性问题及其中国语境 四 如前所述，法理合法性在世界范围内现在取得了相对于任何其它形式的合法性的决定性胜利，在中国，尽管迄今为止同样的过程尚未得以实现，但其势已难免。传统的合法性形式的困境及法理合法性的一系列优势，使得法理合法性成了解决政府合法性问题的目前所见的唯一的选择。问题是，法理合法性是否能一劳永逸的解决合法性的问题？法理合法性有没有自身的问题呢？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法理合法性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得以全面取代其它形式的合法性并获得压倒性胜利的，但资本主义并未因此而彻底解决合法性问题。甚至在哈贝马斯看来，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言，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最重要的方面正是合法性危机。哈贝马斯认为，这一危机源于资本主义市民社会的结构的重大变化。其原因在于，首先，十九世纪末叶以来，在克服盲目自发的资本主义再生产本身所无法克服的经济危机的过程中，国家不再满足于“为生产提供一般的条件”，而是干预生产过程本身，结果，国家和社会从分离走向结合。以致经济系统被再度政治化。经济系统的政治化带来的后果是，一方面它使国家陷入一系列自身无法解决的冲突中去；另一方面，由于“现在经济危机采取的直接政治的形式”，群众不是把克服经济不景气的希望寄托在经济系统本身，而是寄托在政府上，大众对国家的合法性期望因此而空前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国家不能在这些受限制的条件下把资本主义经济过程功能失调的负面效益维持在公共选民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如果它也不能成功的缩小其本身在可接受性方面的限制，那么不合法性的出现就不可避免。”[27]其次，公共领域走向商业化，从而失去了原有的在社会整合和政治参与方面的积极意义。这导致理想的社会整合不再存在，那些能为人提供生存意义和自由的主体间的交往已经被摧毁。另一方面，随着公共领域的商业化，它的政治功能也在日益削弱。人们的社会批判意识和政治参与意识也大大弱化。市民社会中的社会文化系统本身在商业化的潮流中发生了严重的异化和变质，由于它为商业功利所腐蚀，失去了独立性和文化解放作用，成了经济和行政部门的附庸，已没有资格为国家制度提供合法性证明，也没有能力对当代国家的合法性状况作出正确的解释。 要克服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合法性危机得让自发、非政治化的社会有机体蓬勃发展起来，即所谓重构市民社会。“这一合法性的压力只有通过非政治化的公共领域结构才能缓解，对于国家的继续存在来说，一种从结构上获得保障的市民的私人主义由于没有同等替代物而变得必不可少。”可见，上述合法性危机的解决并非是无条件的，而作为解决条件的市民社会的重构是否能成功，也并无一个确定的答案。 其次，在法理合法性理论范式以内，合法性终极判据落脚于个人意志的同意，由此导致的主观性特征成为批评的目标，约翰．基恩并且认为这意味着合法性概念的衰退。基恩认为，基于合法性概念的论述中，一个政权怎样才能被视为合法的各种原则问题是混在一起的：未能分别探讨政权的被统治群体的信念、他们的统治者提出要求及上台掌权的程序的合法性。因此，当一个政权有计划地生产和调动了群众的忠诚，从而多少成功地保证了其权力关系时，这种过程就不再是批评性分析的对象。而如果关于合法性的信念被看作是与真理没有内在联系的经验主义现象，那么它的依据显然只有“心理上的意义。”基恩强调，在从柏拉图到奥古斯丁的理解中，统治者提出取得合法权利的要求是否有效，并非决定于群众的忠诚程度或是根据它是否符合现有的权力关系，而是根据一种假设的中间标准和原则，这种原则的客观性被看作是不受现有的评论界和命令与服从的关系所支配。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的契约论合法性概念则与它的客观主义前辈区别开来。 新的合法性原则得以被接受的过程也表明其被接受的基础并不牢靠：“建立这种新的个人主义的自我理解过程是在既未完全被理解也不符合许多选民对新出现的现代秩序的想法的情况下完成的。一些边缘群体之所以依从于新契约论的迫切需要，并非由于他们相信这种要求的有效性。他们对新秩序的忠诚更多的是受一种混杂的宗教恐惧、暴力威胁和监禁的支配；或者他们的依从仅仅是由于一种无能为力的感觉，别无选择，或者是实用主义的机会主义。甚至在群体和全部个人都认为新个人主义有意义时，它也是由权力关系特定预先建立起来的。”[28] 卡尔·施密特认为，近代国家对合法性的强调并没有体现在一种独特的合法性类型之中，甚至好象无须严格意义上的合法性也行。根据施密特的看法，真正的合法性观念涉及某种关于道德善行的观念。在那些假定为处在“法理合法性”有效指挥下的程序规则只是纯粹形式上的东西的地方，任何真正的合法性并不拥有也无法授与任何真正的公正并且最终以它为基础来进行管理。[29] 法理合法性的主观性特征所蕴涵的危险在于，一旦社会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