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深思熟虑与政治权力之间——读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2....docVIP

在深思熟虑与政治权力之间——读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2... 在深思熟虑与政治权力之间——读《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 　三　妥协精神 　　对于制宪代表来说，制宪的目的不是创造一个十全十美的、正义民主的、能流芳百世让后人景仰的政治体制，而是为了寻求一种现实有效、能够及时挽救正在走向失败边缘的邦联的政治途径。参与制宪的代表本身就是代表着各州的利益，因而，他们形成了一个多元利益格局。要从多元利益格局中产生共识，就必须要有妥协合作的精神。这种妥协合作精神，用富兰克林朴素的话来说，就是：「手艺人制作木头桌子的时候，如果木料的边缘厚薄不一，不合格，他们就两边各削去一些，让各方严缝，桌子就稳定了。按照这个道理，双方都应该放弃一些要求，才能联合起来，商量出一个解决办法」（页253）。在会议刚开始时，麦迪逊就认为「他的观点最终会走到哪里，他现在也说不准。」（页32）而制宪会议结束时，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则认为「再没有一位代表，比他（汉密尔顿）的思想离宪法更远」（页778）。正是因为妥协的精神，即使最终产生的宪法远离了麦迪逊与汉密尔顿最初的设想，但他们都在这部新产生的宪法上签下名字。立宪者们妥协合作精神并不是停留于口头，事实上，几次使制宪会议陷于僵局的大小邦的席位、南北邦的人口计算等利益分歧最大的问题，就是靠代表们的实质性让步才得以解决的。 　　概而言之，怀疑主义态度为制宪代表们提供了理性对话的可能性，与怀疑主义态度紧密相联，会议程序和规则为对话提供了可具操作性的「制度」；对政治经验和政治知识的运用，使辩论成为有根之物；妥协精神，则使辩论背后的实际政治利益让步成为可能。如此，为制宪代表们的各种观点、以及这些观点背后的各种利益的合理性提供相互质问与反思的平台就建立起来了。而因为这个平台所具有的反思性、对经验与知识容纳性、对历史与现实的宽容性，我们因此可以说它具有审慎与理性的特质。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审慎的特质溶入了美国宪法──因理性而果的宪法，本身就具备审慎的特性。 　　汉密尔顿在《联邦党人文集》开篇曾提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人类社会是否真正能够通过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来建立一个良好的政府，还是他们永远注定要靠机遇和强力来决定他们的政治组织。」2 这是一个直指人类政治社会起源的根本性问题：除机遇和暴力这两种非理性的模式外，人类社会能否通过第三种理性模式──基于深思熟虑的自由选择──来建构政治权力？汉密尔顿执着于斯，美国的制宪历程印证了此。纵观美国宪政史，美国宪法的制定与通过是就是分为深思熟虑与自由选择两个过程的。换言之，立宪决策程序和批准程序是分离的。「费城会议的权威不是建立、创建或者制定一部宪法，而是推荐一部修订过的宪法，供邦联国会和若干州的立法机关考虑」3。而立宪设计、建议程序与立宪批准程序的分离，意味着「在批准选择作出之前介入了审慎思考的程序」4。 因为只有经过审慎思考的宪法，作出批准选择才是可欲的、有意义的。也只有经过理性反思、介入了审慎思考的政治权力，才有存在的合理性。 　　以此反观中国情境，中国自有宪法已将近百年，然而中国的宪政建设却尚待完成。宪政，从其根本特征而言，就是对权力的限制和对（个人）权利的保障。而在「枪杆子里出政权」式的权力思维中，偶然和暴力主宰了政治权力的构建，而「深思熟虑」与理性的因素──对限制权力与对保障（个人）权利的理性反思──则是几近于无；换言之，「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权力思维只会走向专政与集权，走向宪政的反面。因此，在「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之间，「深思熟虑」的意义对于中国当下的宪政讨论，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苏格拉底说没有反省的人生是没有价值的人生。我们同样也可以说，没有经过理性反思、深思熟虑的政治权力是不值得期待的政治权力。然而，同样重要的一个问题是，深思熟虑如何进入政治权力的构建？「在他们（制宪代表们）的1787年制宪大会上，政治智慧与政治权力之间并没有甚么鸿沟」5，《辩论》所展示的，正是消解政治智慧与政治权力之间鸿沟、理性和深思熟虑介入政治权力构建的条件与过程。这对于我们这个惯于「枪杆子里出政权」式的权力思维、现今正欲「走向宪政」的民族而言，无疑是一份珍贵的精神资源。 　　注释 　　1 麦迪逊（james madison）著，尹宣译：《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上、下册（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 　　2 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等著，程逢如等译：《联邦党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页3。 　　3、4　奥斯特罗姆（vincen ostrom）著，毛寿龙译：《复合共和制的政治理论》（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页59；59。 　　5 邓恩（susan dunn）著，杨小刚译：《姊妹革命──美国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