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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跃进中的户籍制度改革3行政论文范文大全 城市化跃进中的户籍制度改革 三、余论：多余的担忧？ 现今，很多地方政府都把户籍制度改革作为加速城市化进程的突破口。全国各地传来了很多“一夜间农民变为居民”的消息。先是深圳将原集体所有土地全部收归国有，27万农民全部变为城市居民并享受居民待遇。接着，有媒体报道，浙江明年要变‘二元化’城乡户籍管理制度为‘一元化’，农民可能统一改称居民。对此，人们普遍抱着相当乐观的态度。但笔者却认为“冷静而谨慎的乐观”态度更为必要。我们应该质疑的是，地方政府的目的是什么？农民将为此失去什么？得到什么？我们的担忧是“小户口”能搬动城市化的“大石头”吗？ 我们当然不想亵渎各地方政府改革不合理的二元户籍制度，赋予公民平等的自由迁徙权利的高尚愿望。但我们必须同时认识到地方政府及其官员也是理性的“经济人”。正像公共理论的创始人布坎南告诉我们的那样：国家不是神造的而是人造的；政府是民选的但却是由人组成的；政府的行为规则也是由人制定的。这些规则并不是完美无缺的。政治家和官僚都是有着个人利益的常人，他们既不代表社会利益，也不是除社会公共利益别无它求，他们都以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为行动目标。[13]地方政府作为新制度的供给者和旧制度的改革者在推动改革的过程中，“要通过成本收益计算做出对自身来说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只有在确定新制度的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时，制度的供给者才有动力去进行制度创新以供给新制度，否则就会出现制度供给不足或制度短缺状态。”[14] 显然，对于地方政府而言，改革户籍制度最重要的预期收益就是农民手中的土地。即便在目前倡导“科学的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的背景之下，行政压力体制下“一手高指标，一手乌纱帽”的干部考核体系，使得招商引资依然是各级地方政府及其官员的核心工作。控制土地数量和价格的能力是使其在地方政府间恶性竞争的态势下取得胜利的关键，因为资本的自由流动性和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本性使得它们随时准备用“脚”对不同城市的政府进行投票。为此，我们可以说，这是“户口”与土地的一个交易，这种看似解放农民的行为有可能成为一种新型的更为隐蔽的盘剥方式。站在这个视角上，我们对一些地方一夜间将农民原来集体所有的土地全部收归国有的做法会有更深刻的解读。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学者在分析一些地方政府的创新时负责任地指出，“虽然地方政府不乏创新，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在这些创新中，许多最终只是昙花一现，创新的浪潮中搀杂着大量的泡沫。一些地方政府正在把创新当作实行新的政绩工程的借口，用其来迎合某些上级部门的垂青。因此，只有民众才是评估政府创新的最终主体，只有公共利益才是衡量创新绩效的根本尺度”。[15] 此外，地方政府在以户籍制度改革来加速城市化的过程中，还普遍存在着对城市化的简单化理解。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城市化，因此，人们都将城市化作为追求的目标和发展的方向。一般而言，人们理解的城市化就是农业向工业的转变，农民向市民的转变，乡村向城市的转变。通常用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计算城市化的水平。事实上，这种理解是颇为表面的。要想全面地理解城市化的概念，必须首先明白何谓“城市”。美国社会学家沃思对城市的界定最具权威。他的《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城市性》一文是城市社会学研究历史上的经典之作，提出了“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城市性”的观点。在对城市进行概念界定时，沃思首先批评了以人口比例作为衡量城市性的惟一指标的做法，他指出：“只要数目仍作为惟一标准的话，就不会有令人满意的城市定义。”他还指出以居民的职业，一些物质设备和机械以及政治组织的形式作为界定城市的标准也是片面的。因此，城市既不是用特殊地点和历史条件限制的文化影响来界定，也不是用城市的物质约束来界定(尽管城市并不能脱离这些东西而独立)，而是以城市作为人类联系的一个特殊形式作为切人点，也就是说，城市性可以理解为一种生活方式，它表征着人类联系的具体形式。沃思将城市定义为“由不同的异质个体组成的一个相对大的、相对稠密的、相对长久的居住地”。[16] 很难给“城市化”下一个准确而又唯一的定义。不同的学科对城市化有不同的理解。经济学家侧重于从产业革命引起的人口在城市集中的角度阐述城市化；社会学家则侧重于城市扩展过程中引起的人际关系的性质改变；地理学者则偏重于从地域空间结构的变化来认识城市化。因此，出现了狭义城市化和广义城市化概念。狭义城市化指产业发展导致农村地域变为城市地域的质变过程。广义的城市化概念通常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1)原有市区的重新组织与城市的自我更新。；2)城市地域的扩大；(3)城市关系圈的形成和变化；(4)大城市地域的形成。 总之，城市化不单纯是农民进城，它意味着国民经济增长模式、国民生活形态和国民意识的重大转变；城市化应该是一个系统的工程，是一种变农业人口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