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秩序的经济学分析——合约权角度的解释3行政....docVIP

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秩序的经济学分析——合约权角度的解释3行政... 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秩序的经济学分析——合约权角度的解释 三、合约权的复归：改革未竟之任务 　　历史到了1978年冬，安徽凤阳小岗村的18户农民在生产队长的带领下冒死签下了“包干到户”的合约，之后这一模式被迅速推广至全国，宣告了农村土地产权改革序幕的拉开。但是产权领域的真正改革则肇始于60年代末江南农村地区乡镇企业的出现；乡镇企业是农村企业家在正式合约权受到禁止的情况下利用非正式合约进行制度创新的成果（陈剑波，1994，1999）。 　　从非正式合约（最早是社队企业形式的乡镇企业）的出现到正式合约（包产到户）的确立，再到当下的围绕土地使用流转制度的改革，反映出合约权的下放在我国当代农村制度变迁中的核心地位。在联产承包制的初期，通过界定农民对土地的使用权而使农民得以与集体、国家之间签订一定期限的相关契约，农民的劳动努力与收益有了正的直接的相关，激励增加了，农民收入自然比人民公社时期有了显著的增长。80年代又一项重大的合约权的改革举措是农产品购销体制的市场化改革，大部分农产品的产销市场化了，农民不再受到国家强制契约的束缚，而是可以自由地选择种植收益最高的作物，自由地在市场上买卖。 　　然而，90年代以后，农民的收入增长开始放缓，道理何在呢？根本问题还是在于农民手中由市场竞争引导的自由合约权不够，几乎处处都有公社时期农业计划经济的遗留阻碍着农民市场权益的争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初级农产品由短缺走向了过剩，甚至出现了“严重”的供过于求的现象。之所以要在“严重”上头加引号，是因为实际上国家垄断粮价的政策扭曲了粮食价格体系和正常的供求关系。众所周知，1998年后实施的粮食保护价方案，是一种“顺价销售”政策，即国家为了保护农民生产积极性以保护价从农民手中收购粮食，再以高价向市场出售。由于粮食市场原则上由国家垄断，因此国家成了兼具买方垄断和卖方垄断性质的超级中间人。政策的意图当然是为了保护农民利益，但是实际结果却背道而驰。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图1清楚地看出来。 　　假设没有管制的市场粮食需求曲线为d ，供给曲线为s ，均衡价格和产量分别是p*和q*.但是国家这个超级中间商出于保护粮价的初衷把粮食收购价提至p1，p1的价格激励农民增加粮食产量，表现在图形上就是供给曲线整体从s 移至s1（理论上，既然只要有国家这个大买家供给曲线就可以一直往右移动，但实际上却不可能，至于原因，下文将会分析）。国家依据“顺价”销售体制把粮食周转费用摊入出售价格p2，从而似乎既通过市场销售使得粮食买家补贴了农民收入，又节省了国家财政开支，看似是一举两得之举。可是摆在眼前的现实问题是如何消化（qs－qd）的剩余粮食？因为受财政预算、仓储容量和成本的约束，粮库自然不愿收购。无可奈何，农民只好把余粮低价贩卖给私人粮商，尽管国家按保护价收购的那部分粮食带来了一部分生产者剩余，但是低价贩卖给私人粮商和无法出售的那部分粮食却给农民造成了很大损失。现实证明，粮食“卖不动”是个十分普遍的现象。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看，由于国家表面上的“保护粮价”，资源遭到了误置和浪费，损失了社会租金。这里的本质在于农民无法通过正常市场价格来灵活地选择品种和种植量，保护价和“顺价”销售变相地损害了农民的市场合约权。 　　2.有使用权却无自由流转权。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农村改革最大的功绩就是把土地使用权界定到了农民的手中，打破了公社体制下使用权、处置权、收益权含混不清的局面。合约权的基础在于权利的界定，权利的清晰界定是为了能够自由地签订、选择合约。充分的合约权自然包括权利转让的合约安排，这样才有可能通过竞争机制使各种资源配置到能够得到最佳使用的地方去。考察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改革历程可以发现是一个农民合约权不断扩大、自由重新回归的过程。流转权附属于使用权之上，是土地产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流转权的回归却远没有使用权的回归那么顺利。 　　从土地使用权流转的方向来看，主要包括农业户内部流转、向农业园区和农村基础设施的流转和向城市、工业用地转化。据耿鸿福等（2001）对上海市郊土地使用权流转的调查，上海青浦区（除赵巷镇外）原有农地343891亩，2001年已有54104亩农地（占农地总量的15%）分别以土地使用权转包、租赁、转让、收购等多种形式实现了流转。同时，随着小城镇建设力度的不断加大，全市郊区非农建设用地增加，使耕地每年平均减少6—7万亩，其中用于城镇建设的土地每年减少1万亩。2000年上海郊区耕地比上年净减2900公顷，其中当年国家征用耕地1600公顷，乡镇基建使用耕地900公顷，农民造房用去耕地100公顷。 　　但是农民却无法得到全部流转收益。在土地转包、转租收购等流转过程中不尊重农民意愿、随意改变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