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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台湾文学的人文主义脉流3行政论文范文大全 当代台湾文学的人文主义脉流 　　三、“三民主义”对“人文主义”的收编 　　70年代乡土文学主导台湾文坛时期，人文主义脉流在文坛格局中的位置又有了新的变化。 　　从文学渊源上讲，台湾乡土文学既承续了日据时期台湾新文学的传统，也接续上了中国大陆五四以降现代新文学的传统。而这两个本来就密切关联的传统的共同点，即都以人道主义的现实主义为主流，关心着弱小者的命运，着重描写被压迫和被剥削阶级的悲惨生活及反抗。或者说，他们承续的是五四时期留日派知识分子所薪传下来的、视解决挣扎：于饥饿线上贫苦民众的生存问题重于解决知识阶层关注的人权、自由问题的传统。在此乡土文学的强大潮流下，着重于“人性”描写的人文主义脉流，自然隐而不彰。然而在“乡土文学论战”时期，它却以另一种方式在文坛上显露。 　　作为论战导火线之一的，是彭歌发表的《不谈人性，何有文学》一文。针对王拓提出的对社会上低收入的人赋予更多同情的说法，彭歌认为，一个人是好是坏，应该从“人”的价值来衡量、评鉴，以收入的高低而不以人的“善恶”为标准的说法，很容易陷入“阶级对立”的错误，使文学出现暖昧、苛刻、暴民、仇恨的面目。后来侯健更对此理论加以阐释和论定。他认为：“文艺的内涵，应当是超越时空的普遍不变的人性……文艺的首要关切是人性，是揭发人性的弱点，发扬人性的光辉，其黑暗面是全人类的黑暗面，而不是特定的个案……”②显然，这种论调正是梁实秋一贯坚持的抽象人性论的翻版。如果承认论战中反乡土文学的一方其实是国民党当局所主导的，那上述情况说明，台湾的人文主义文学脉流，这时已与官方文艺路线有着某种程度的结合，或者说前者的理论观念，已有部分为后者所收编或利用。 　　其实，这种“收编”至少在60年代中期就已开始。1965年所谓“国军第一届文艺大会”正式发动“新文艺运动”。会议的《宣言》抨击中国现代新文学从近代西方文艺思潮“引进了各种有害的病态思想，几乎将中国青年带进了一种充满偏激、狂乱、矛盾、苦闷、近乎世纪末的迷雾中，而失去了对国家、对个人前途的信心”⑩，字里行间影射着当时正值高峰的台湾现代派文学。为此，它提倡发扬中国儒家文化的“中和精神”，遵循孙中山融汇中西文化之所长的原则，倡导以伦理、民主、科学为内容，讲求独立、平等、自由、博爱、和谐、并容的“正大光明的三民主义的新文艺”。《宣言》写道：“人是一切的根本。新文艺运动的目的，就在提高人性的尊严，在谋求人群的幸福……因此，新文艺也可以称之谓‘进步的人文主义’。”①此后，这一论调反复出现于官方有关文艺政策的文件中。如1967年11月通过的《当前文艺政策》除重弹旧调外，并将“确定文艺创作应以服务人生为主旨”、“建立清新、雄健、温厚、明朗的风格，表现光明，消除黑暗”、“使思想、信仰、力量融贯于作品之中……以照耀人性的光辉，启示生命的意义”等列入其“创作路线”中。⑥官方的这些倡导，由于纳入了文艺政策的范畴，被置于所谓“复兴革命武德精神”、“强固雪耻复仇精神”等要求之下，①失去了文学描写人和人生所固有的勃勃生气，因此并无法掀起真正的人文主义的创作潮流。更为要害的是国民党当局此举具有明显的政治目的。它从强调文艺的战斗性转向强调仁义平和，乃是因它觉得台湾的局势已渐能控制，为了维持社会的安定和．其统治的稳定，它希望更多的歌舞升平、宣传仁爱的文艺，反对描写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作品，因前者更符合统治集团的利益。 　　人文主义脉流与官方文艺路线相结合共同反对较多揭露阶级矛盾和社会黑暗面的乡土文学，正显示了标举人文主义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其政治上的以及文学理念上的弱点。由于与最广大的人民大众保持距离的贵族倾向，使他们的文学并未能时时与时代俱进。想在阶级社会中躲避政治，提倡抽象的人性论，最终却还是被纳入了政治的范畴，成为政治的工具。这说明，在政治、思想斗争比较激烈的时候，想要走中间路线，专致于描写温馨、平和、善美的“共同”人性，是行不通的。某种意义上说，他们重复了自由派知识分子本世纪前叶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以及现代文坛上的历史命运。 　　人文主义脉流难敌乡土文学的强大势力，而其部分文学理念先后被“收编”入现代派和所谓三民主义的文学理论中，因此其本身在70年代隐而不彰。然而，这一脉流仍是存在和延续着。如由朱天文姐妹等一批青年学生组成的“三三派”，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他们心仪于夏志清所概括的张爱玲小说的“苍凉”风格，为文并不苛求悲剧性的冲突或故事情节的曲折，只以清纯的笔调，写出常人的生活和性情，特别是年轻学子的温馨、友爱、充满生活情趣和希望的人生。当然，由于规模较小，这一脉流与其它思潮相比，难免为人所忽略。 　　在70年代一息仅存的人文主义脉流，80年代以后却获得了再次倔起的契机。这时的人文主义文学带有与以前不同的新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