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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司法公正的观念性障碍分析【内容提要】司法公正与否直接关系着一个国家的法治化进程和法治国家目标的实现。本文作者针对国内理论界多数学者从制度层面提出实现司法公正的现状，从观念层面对阻碍司法公正的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观念的变革是最重要的，也是最基础的，它直接关系到司法公正能否真正实现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也反映着我国社会文明进步的程度。 【关键词】司法公正/观念性障碍/分析…… 司法是法律实施的重要环节，司法活动是维护社会正义、保持社会稳定的重要手段。司法公正是司法人员在司法活动的过程和结果中，坚持和体现公平与正义的原则。从依法治国的意义上讲，如果一个社会中没有了司法公正，那么这个社会也就根本不会有公正可言，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也不会实现。正如培根所指出的：“一次不公的（司法）判决比多次不平的举动为祸尤烈，因为这些不平的举动不过弄赃了水流，而不公的判决则把水源败坏了。”[1]可见，司法公正与否直接关系着一个国家的法治化进程和法治国家目标的实现。如何实现司法公正，在国内理论界，学者们较多从制度层面提出了一些有益的意见。笔者认为，观念是制度的灵魂，再完善的制度如果没有相应的观念与之相配合，也不能得到推行甚至会失去存在的意义。要实现司法公正，关键问题是要在全体社会成员的观念层面进行深刻变革。而一个社会的观念形态反映了一个民族所有文化的积淀，它具有传统性、民族性、稳定性和保守性。因此，观念的变革也是最难的。由于我国几千年的文化积淀所形成的传统观念仍有着深厚的根基，其对司法公正所造成的阻滞作用日益明显地暴露出来，从观念性的障碍分析，主要有以下问题需要解决： 一、重人治轻法治观念 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法治是指“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遵守，而大家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的良好的法律。”[2]法治是西方政治法律文化的核心，西方社会的发展与法治精神休戚相关。“从古代起，西方人便激烈而无休止地讨论着法律与权力的关系，这种争论奠定了法治观念的基础。”[3]法律至上、权力受到制约、变专制为民主，这样才能达到法治状态。然而，中国缺乏法治的传统，有的是人治的遗产。人治是传统中国政治法律文化的根本精神。中国古代关于“人治”与“法治”的争论只是专制统治方法的分歧，从未涉及民主和专制问题。无论是古代圣哲孔子，还是法家的代表人物韩非，都是典型的人治主义者；无论是贯穿整个中国传统政治法律文化的儒家学说，还是法家、道家思想，都是经典的人治主义。从《礼记·中庸》中以孔子名义提出“为政在人，其人存则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的人治格言，法家提出的“以法治国”的思想来看，两家的本质是相同的，只是侧重点不同而已，前者倡导以德服人，后者主张以力服人，其实都是主张用“人”来推行“严刑峻法”。因此，当公民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情愿依赖于秉公执法、明镜高悬的“包公”为民作主。这种残存于许多人潜意识中的重人治轻法治的观念，严重影响了法律权威的确立和法治观念的形成，直接导致“以言代法”、“以权代法”等“人治大于法治”的阻碍司法公正的现象产生。 二、重义务轻权利观念 “义务”是“权利”的对称，是法律上关于权利主体应当作出或不作出一定行为的约束，是一个人必须按照法律规定作出符合权利享有者行使权利的相应行为，借以维护合法的自由和权利。“权利”是法律上所规定并给予保障的权利主体，具有一定作为或不作为的许可。比如法律赋予人们享有的某种权益，权利人有权作出或不作出一定的行为和要求他人作出或不作出相应的行为等。在自然经济、宗法结构、专制政治三位一体的社会中，强调一定的个体对其他个体的依附性和对某种社会集团及国家的从属性，于是，在个体与个体、个体与一定集团及国家的关系中，占支配地位的原则是以义务为本位和以官为本位。由于中国传统的封建制度抑制商品交换和流通，商品经济始终未能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生活的主要形态。“重农抑商”、以“商”为“利”、以“利”为“罪”成为古代中国人在价值取向上的一种共识。这就必然导致人们商品意识淡薄，与商品经济密切相关的民事权利要求也未能得到健全的发展。此外，中国古代的法律一向以重刑轻民为特征，义务性、禁止性规范较多，而授权性规范极少，几乎所有被视为民事的律条，也往往都伴有刑罚的制裁规定。这种传统的义务本位观念所造成的权利意识淡薄的影响，使我们至今难以形成现代意义的权利观和义务观。因此，对于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司法机关“暗箱操作”、不公开审判、司法人员不认真听取诉讼当事人的意见、超期羁押、刑讯逼供等侵犯诉讼参与人合法权利的司法不公、司法腐败现象，缺乏权利意识，大多数公民不依法行使申诉、控告和检举的权利。 三、重特权轻平等观念 《人权宣言》中有一句名言：“在法律面前，所有公民都是平等的”。这是对平等含义的最集中和最具代表性的理解和法律上的界定。一般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