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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主义理论及其超越2行政论文范文大全 现实主义理论及其超越 其次,现实主义低估了国家间合作的可能性,尤其是大国间合作的可能性。不难看到,现实主义更多的是一种关于冲突和战争的理论,进攻性现实主义(尤其是米尔夏默的)将其推向极至,推论出关于大国必定冲突的结论,可谓登峰造极。这同一枚硬币的另一面,是对大国合作持悲观主义的观点。然而,国际关系的现实也在变化中。三百多年来主导着国际关系的大国间对抗在发生某种转变。在21世纪初的今天,我们已很难设想大国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相反,大国间的协调与合作在增长中。象“9·11”这样一个对世界政治产生了如此深刻的影响的事件,并不是来自于某个大国的行为。相反,这一事件促使了大国间更进一步的合作。 第三,现实主义有意无意地贬低国际制度的重要作用。国际制度的大量增生并对国际关系产生各种规制作用,是过去半个世纪以来世界政治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发展。从不同的制度设计来看,国际制度有两种,一种是设立常设机构的,如世界贸易组织、国际刑事法庭等;另一种是没有常设机构的,一般是国际公约、条约等,如核不扩散条约、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不管是哪一种,其对国际事务的调节作用在增大,约束性趋于增长。在已有国际制度的条件下,一国若不加入或加入以后又退出,就很可能要付出道义的和其他方面的成本。这里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是超强对国际制度的破坏作用。这是否能够证明现实主义理论的有效性,可以讨论。美国布什政府决定不执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国际协定《京都议定书》,对这一制度造成重大破坏,而美国也为此付出了很大的道义和信誉代价。2003年,美国未经联合国授权而发动了伊拉克战争,致使联合国被边缘化,造成对联合国地位和权威的一大打击,但事实又表明,美国回过头来还是要借重联合国来收拾伊拉克的局面。所有这些,都呈现出一种复杂的关系。 第四,现实主义(防御性现实主义可能除外)忽略国内因素的影响作用,妨碍了它对国际现象的解释力。历史已经表明,不谈20世纪80年代后期苏联国内变化的因素,是无法解释冷战之终结的。对冷战终结这一重大发展,现实主义理论显得捉襟见肘。关于中国,也存在类似的情形。米尔夏默在看中国时,基本上不考虑中国国内的情形及其发展变化。然而,不谈国内因素,而仅仅按照其进攻性现实主义的理论推演,就会作出中美必然冲突的推论。这就免不了要发生偏差。从多方面情况看,实际上,中国并无意把美国的势力赶出亚洲,也无意挑战美国的世界地位。世人已经看到,西欧国家之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已经基本不存在了,离开了国内因素,如何能解释二次大战后欧洲的和平呢。战后60年间,西欧各国在经济上逐步连为一体,日益变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并由经济上的整合扩展为社会和政治的整合,逐渐消弥了战争和对抗的可能性。现实主义为其理论所囿,看不到一个国家的世界观和国际行为是可以变化的,国家之间的相互看法也是可以变化的,而这种变化有可能对国家关系产生深刻的影响。这一缺失需要由其他方面的理论发现来加以弥补。 四　走向新的综合 理论家的思想活动,或多或少都是由于受到现实政治的刺激而进行的。一般说来,理论不是理论家忽发奇想的结果,也不是现实政治机械的反映,而是两方面相互激荡的结果。制度主义是70年代以来国际事务变迁在理论上的能动的反映,社会建构主义则更具有理论上的自主性,抓住了文化、认同等非物质因素在国家间关系中的重要作用,异军突起,在当今国际关系理论中三分天下有其一。不管是制度主义,还是社会建构主义,都是有现实政治作为支撑的;他们所注意到的问题,都是被现实主义理论有意无意地忽略了的,但又都已被证明是十分重要的。 现实主义之绵延不绝,自有其道理在,它毕竟抓住了国际政治中一些相当核心的东西。但与此同时它又忽略了其他某些重要因素。米尔夏默将现实主义的论述推至极端,号称“进攻性现实主义”,不考虑国内因素,也不考虑国际制度,认定一国(或大国)无论何时都是追求权力最大化的,而这一假定却可能不成立,得不到事实的有力证明。因此,“进攻性现实主义”鲜明则鲜明矣,但为自圆其说,终免不了要削足适履。在20世纪后期以来的欧洲国际关系问题上,进攻性现实主义就明显缺乏说服力,这就难怪《大国政治的悲剧》最后一章论述的薄弱了。原因盖在于,欧洲的演变已经超越了现实主义所描述的阶段,已经产生了新的外交政策理念和行为模式。现实主义理论已经无法很好地说明这种发展了。因此,现实主义需要超越就成为理论发展的题中之义。 不同理论流派的并立和相互激荡对于理论的发展来说是一个良好的条件。在对立面的存在之中,理论获得了进一步发展的空间。各国的国际行为和外交实践则为理论发展提供了思想材料和催化剂。作为理想类型,现实主义理论提供了一个看世界的思想框架或参照系,它的各种假定也好,论述也好,对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是一种激发,应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