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的生存关注与理想的诗意表达——潘年英写作的内心冲突辨析2....docVIP

现实的生存关注与理想的诗意表达——潘年英写作的内心冲突辨析2... 现实的生存关注与理想的诗意表达——潘年英写作的内心冲突辨析 其次，除了现代性批判，作为知识分子的一员，潘年英的社会批判也堪称忧愤深沉。虽然无缘读到当年彭德怀的《万言书》，读了《扶贫手记》也大致便能领略到当年的彭总是如何地讲真话的。潘年英的正直、憨直以及耿介，恐怕只有农民和老百姓会喜欢，好在潘年英不从政，领导喜不喜欢也就无所谓了。忠实于自己的良知，却是五四以来（真正的）知识分子一直倡扬的思想品格，只是由于我们的生存语境很长时间以来太过严峻了，以至我们众多的文人艺术家包括所谓的知识分子昧着良心说话、睁着眼睛说瞎话，难得有人说几句真话，倒会被说惯假话的大多数看成是异数了。假如我们这个社会始终是假话空话大话大行其道，所谓按客观规律办事、按科学规律办事，只能是纸上谈兵、“例行公事”、画上的烧饼不充饥，而已。 有了上述思想背景和知识背景，潘年英的对本土生存境况的感知，我们就可以以为是可靠的：经验理性以为，我们的思维的一切材料均来自外在和内在的印象，而印象是人对其所见所闻所爱所恨及各种欲求的比较鲜明的知觉，是最初出现于人的心灵的感觉、情绪和感情；人的思想和观念则是这类印象的摹本，是人对以上感觉进行反省的结果。潘年英甚至根本用不着去做什么田野作业，他身上就有着将烙下终生烙印的对贵州边地山区故乡盘村的情绪记忆。一个作家的少年记忆对于写作的重要性有时形同关键，这个关键就看他在什么时候能够有效地把其精神火炬点燃。 当我们观看毕加索的立体绘画、莫奈的印象绘画、达利的超现实绘画，最初的时候我们是震惊，他们乱七八糟的都画些什么呢？之后就时髦起来了，就开始模仿，也不管人家干吗这么画，他们的创造根据是什么，等等。小说的情形也差不多，我们读乔伊斯、普鲁斯特的意识流小说、卡夫卡的超现实主义小说、马尔克斯、博尔赫斯的魔幻、海勒的黑色幽默以及罗伯-格里耶等的新小说，除了莫名其妙地模仿，我们都还能干些什么？我们几乎是一开始就忘却了：西方的绘画有西方的绘画传统，西方的文学也照样有着西方的文学传统，我们的传统呢？因此就有一些较有出息的艺术家开始考虑采用西方的技术来表现中国人的精神，但毕竟，出于形式主义传统的西方技术蕴含着西方人精神，中国人的形式对应的毕竟是中国人的精神，比如唐诗宋词元杂剧明清小说。只是近现代中国的国人精神毕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在变化中把握中国人的精神并尝试我们变化中的技术，可能会比较符合我们的艺术实际。这，潘年英的“文学人类学笔记”系列3册，窃以为就是这方面的成功尝试。 二.外化于世界内化于内心之纠缠 换句话说，潘年英的写作带有很强的人文性自觉。而这种人文性自觉，在当今重塑人文精神呼声颇高而又人文意义极为混乱的特殊关口，实际上也一样显得荆棘丛生。而潘年英最具实力的《故乡信札》《木楼人家》《伤心篱笆》（“文学人类学”系列3册，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恰恰又切入到这个荆棘丛中去了。从表面上看，似乎潘年英还真带有着某种传统的价值偏爱，比如田园牧歌，比如诗性人生，比如文化诗学之类，等等。关键在于，我们在阅读的过程当中，时时不能忘却的是作为人类学者的潘年英的知识叙事性立场。在潘年英为他所属的少数民族（侗族）文化立传的过程中，潘年英笔下的故乡是曾经自足小康而又诗意盎然的一块热土，因为更多的人为的贫困使得他的故乡乃至八百里侗寨终于衰落了下去，因为所谓的“现代化”，使得他的故乡魂牵梦萦的故乡“外婆的”故乡慢慢遥远了起来…… 通过文本细读，我们不仅能够发现潘年英的心灵变异以及艺术变异，就像我们阅读欧洲二战之后的现代派艺术以及荒诞派戏剧等等，我们一样可以阅读出其心灵变异带来的艺术变异，也像西方现代派艺术一开始也遭到了不同意识形态的抵制，从而顽强地体现出了自身的意识形态（比如荒诞、荒谬与虚无等等），我们也照样可以在潘年英的文学人类学笔记系列3册中阅读出某种少数民族意识形态。当然，这种意识形态在而今女性主义、政治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民族主义以及反对以欧洲为中心的殖民主义遗产的斗争的所有当代文化论争之中，潘年英的个人立场说明他还只是个温和的后现代主义之后的文化论者。 体现在潘年英的文本中，便成了种种别具一格的文化阐释。这些文化阐释并非一般地反对汉语言所代表的文化霸权，更无意指向权利诉求所可能引起的种种复杂的现实关系之纠缠，而是源自后现代语境，或者干脆是面对全球化浪潮包括世界政治、经济、文化、资讯等等一体化的当下处境之中，深深地意识到为自己所属的民族立传的必要性和责任感，同时又不同程度地表现出对“现代化（工业化）”的难以掩饰的失望。 是不是说潘年英对自然经济真的就有着一种天然的亲近？当然不是。如前所述，却完全是基于他对故乡的那块土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