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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主体位置与高雅艺术的体制出路2行政论文范文大全 艺术家主体位置与高雅艺术的体制出路 高雅艺术之供养和体制出路 正如中国当代文学由于最热心的当代读者更多地去读翻译和外国作品，而绕开了中国当代文学，使它不景气了一样，我们现在再热诚的听众也由于录音的方便而多少绕开了中国的音乐演出，交响乐演出市场局限仍很明显。所以，在一个时期内，国交只能依靠拔款——这也没有什么，据笔者了解，著名大乐团到目前为止也只有柏林爱乐是挣得出自己的成本和发展费用的，2000年光从版权收入里就积余一亿多马克，但就连它也仍在跟柏林市政府要钱，因为它有危机感，理由也很堂皇：我给柏林争来文化地位，这是该拿的报酬。谁拔款？巴伐里亚州立歌剧院2001年的拔款是八千万马克。柏林为了其东西合并已欠债600亿马克，所有的银行家都被换过了，三大费钱的歌剧院的指挥却仍坐得稳稳的，前些日子刚刚还搞过同市同季上演三个版本的《伊莱克特拉》、《魔笛》和《费加罗》，就是为了给观众一个版本的比较〖《明镜》周刊，7月30日，139－49页〗！国交拿文化部拔款也是名正言顺，拔了款也只是它替人民支持这样一个为我们做文化的组织，它不是拿钱来涮人的大款。 也有一个折衷的办法，成立一个像董事会那样的艺术管理委员会，来民主地监管国交的人事、重大政策调整、监督其经营状况，其财政支持可以放手给以全国彩票管理委员会和国家证券管理委员会或大公司为主的各资助者团体（当然它仍然有权向文化部要它份内的拨款）。这是目前能设想的最彻底的市场化改革，也是市场社会里高雅艺术团体最常见的体制出路。 社会学家卢曼认为，艺术与供养它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发展比例，是社会主系统自我参照过程中通过广泛的信息交往后所作出的选择。社会愿意拿出多少资源来达到怎样的艺术水准，根本上是社会各子系统对作为社会环境的文化的反应后作出的选择〖《生态交往》英文版，第115－20页〗。原则上说，即使不作人为的干预，或者说只要不作人为的干预，社会通过自我参照能了解到需要腾出一个多大的空间，投入多少的财力和人力，来达到一种什么样的艺术水准。艺术史上某一时代的艺术高于另一时代这种说法，是不确当的；实际上，长距离看，每一时代都尽着自己的努力去撑它那个上层建筑的门面，从一种历史决定论的眼光看去，每一时代的前锋艺术都将自己发展到了极致，其水平是一种综合的选择结果，与投入多少关系没有像我们想象那么大，发达国家的艺术偏斜政策是其福利政策的一部分。 如果我们在一百年里让高雅艺术自生自灭，一定仍会有很大的生命力艺术从中脱颖而出，它实在不是依赖于一时一地的政策的。在商业社会里对高雅艺术的资助，是因为我们不能或不愿付出高雅艺术暂时落花流水这种短期后果。皇室、贵族、国家和如今的风险基金全球玩家们为什么格外需要高雅艺术？他们的需要不是一种社会需要？某个私人赞助者可能在附庸风雅，但正是社会整体的反应使他有了对艺术的不自觉的偏爱。一种为全社会欢呼，成为时代精神核心的艺术理想，在我们时代已被黑格判定为早已过去的事〖《美学》见《全集》第十卷，一，第16页〗，那已是我们对希腊艺术的怀想了。 事情永远是社会肯不肯出这么大的资源来养艺术的问题。社会本身能从各种信息里了解到，将多少资源投入到不能由市场保证回收，其使用和交换价值暂无法被确认的艺术行为中去，是合理的比例，虽然作决定的是议会、文化部或基金会。高雅艺术正是这样受制于社会整体的态度和由社会系统对它作出的的各种反应的选择。只要有那么个结构在，就不怕没有高雅或先锋的艺术出现，但这个结构里的体制，却是需要我们好好操持的。 我们供养高雅艺术的结果，就是在一定程度上把它放进、变成博物馆。一种将什么高雅艺术都供养得很好的世界，自身就成为一个博物馆，所以一定的筛选是必然存在的，无论是自觉的还是被迫的。社会对高雅、昂贵艺术的筛选有二个途径，一是使它成为大众流行艺术，二是使它成为完整地保存的博物馆里的记忆。交响乐这种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产物，在今天的艺术市场里实际上也几乎成为一种保护物种，一百多人的乐队这种生产成本实在不是一种竞争优势（在劳动力成本最高的德国，光一年的工资就得这二千万马克）。如果不是过去一百年里录音和无线电的发展使它能用版权费来贴补的话，它在今天的市场里会更脆弱。要在中国这样从来没有一个成熟的交响乐市场的地方创世界一流，难度自然是很大的。 中国的交响乐事业从历史上讲是一种移植，对于中国大众，它是一种文化空降，一块艺术飞地。西方思想话语和西方艺术形式的引进使中国二十世纪的文学和思想遭遇那么大的困境，消化它然后抵抗它的过程那么地艰难，在今天都滞留着那么多后遗症，这使我们看到交响乐在中国的落地生根也不可能像看上去的那么容易。 社会对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