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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反中国情结”(Antichinesism)2行政论文范文大全 解析“反中国情结”（Anti-chinesism） 如前所述，“反中国情结”实际上是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冲突的产物，同时这个冲突可以解析为“传统与近代（西化）”“个人与群体（民族、国家）”“有道（民主）与无道（反动独裁统治）”三对矛盾的交织和互动。如果再从另外的角度发掘，我们还可以发现： 第一，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本身存在着“回向传统”和“面向未来”这样的两难选择，而“面向未来”一类的民族主义者多半是笃信民主主义的，并且他们最终的价值取向和“救亡图存”的出发点存在不可契合之处。按照爱默森的说法：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全民族目标和价值体系，不是从传统生出，就是指向一个“风格不同”（很可能是天翻地覆一般的剧变）的未来，前者试图从历史中寻找昔日的光荣，而后者从前景中看到民族的希望 。近代中国的“新旧之争”“中西之争”正可以从这个角度来思考。由于守旧的一派确实无法提出对现实问题的解决方案，又难以证明可以从已经失败的“旧”中生发出美好的未来，更由于“尊新趋西”已经取得了“话语霸权”，“新”与“旧”本身已经成为价值判断，所以在占据主流地位的知识分子身上，民族主义的方向已经不再是为了保卫失败了的“旧中国”而与外敌斗争，而是要“新民”“新国”，即认同于西方并努力接受西方的新事物。也就是说，正是从民族主义的关怀出发，知识分子激烈的反传统、“反中国”，“反”到一定程度，也就无法完全认同于民族主义的许多价值观念了。 其次，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包括了文化民族主义和政治民族主义两种范式，两者同时兴起但其关系又不无紧张，而且它们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与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的矛盾重合。所谓文化民族主义，强调民族精神和文化传统，坚信民族固有文化的优越，要求从文化上实现民族的统一；而政治民族主义则是法国大革命的产儿，它颠覆神权与君权而强调民权，要求人民从宗教信徒、王朝臣民转变为效忠于民族国家的“公民”。近代中国的文化民族主义，表现为“中学为体”“保教”“保存国粹”等口号，正如严复所言，“中国之特别国性”乃是来源于“数千年渐摩浸渍”的“孔子之教化”，而“中国之所以为中国者，以经为之本源” 。尽管它确实出自强烈的爱国之情，又似乎有助于激发民族自尊，保证民族认同，但却很可能陷于盲目自大、作茧自缚的境地，被陈寅恪称为中华文化要义的“三纲六纪”之说（《白虎通义》）显然已为“世界大势”所不容，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反中国”，其实也正是反对这种文化民族主义。而政治民族主义放弃了对传统文化或曰“文化根性”的保守，将“中国”由原本以文化而非种族、语言、地域为认同符号的“天下”“降格”为西方式样的近代民族国家，并充分发展民族意识，广泛进行民族动员，而且尤其强调“公民” 观念;在这种意义上，“反中国”的知识分子基本上还是赞同政治民族主义的，认为这代表了现代化的潮流。当然，他们对于“国家崇拜”等有可能妨碍民主民权的思想也不乏疑虑和否定。 总而言之，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都是“世界现代化进程的产物”，其“兴起与发展，与历史环境以及社会政治条件有密切关联” 。社会精英和知识分子是它们的创造者、引进者、解释者，可是一旦它们从学者的个人著述演变为汹涌澎湃的社会思潮，再发展为持续上百年的社会运动之后，便反过来影响了“生身父母”的言行举止。因此要分析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关系，不但需要在学理上进行检讨，更必须考察它们生成与发展的语境，必须关注“反中国情结”这样颇具象征意义的社会现象。我们看到，无论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还是胡适、陈独秀、鲁迅，无论温和还是激进，近代知识分子都在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的选择上显得犹豫彷徨。在满清和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之下，他们不愿意附和着去喊几句“爱国”的口号，也就是不愿意认同作为政治统治工具的“国家”（state）；他们有着民主主义的价值观念，肩负着历史赋予的推进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重大使命，所以他们不满足甚至反对“社会上盲从欢呼的爱国”“做官的下令劝导的爱国”，试图从西方寻求真正的爱国之道，为此对中国的传统文化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态度，不惜“反中国”；他们引进和创造了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甚至高呼“民族主义者，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义也”，但几乎同时又认识到不但要有“国之独立”，还要有国内的“人之独立” ，而民族主义可能成为双刃剑。他们不愿意作出非此即彼的选择，企图“救亡”与“启蒙”能够得兼——历史已经证明，这种企图带来的是深深的痛苦；然而历史也证明，正因为这种痛苦，使得他们的努力具有格外的价值，也使得任何简单的臧否都显得苍白无力。而对于今日的中国人来说，体悟“反中国情结”所包含的思想探索，不仅有助于更真切的认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和近代中国的社会心理、思想、文化，还启示着我们怎样更冷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