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文化..docVIP

海纳百川：上海的文化 一、古代上海文化特点： 上海在开埠前，虽也有一些文化设施，如书院，出过一些文化名人，如徐光启，产生过一些有文化意义的工艺品，如顾绣，但就整个城市而言，并无明显的文化个性。 由于上海大部分县直接从松江、昆山分出，且一直苏松太并称，同时江苏、上海在政治、经济、文化上更与吴地渊源较深。 吴文化与越文化并无明确区分，历史上两地虽常有分合，但整个江南、浙北、浙东地区的交往非常频繁，语言基本一致，风俗大致相同，耕作方式、物产品种也大同小异，互为补充。春秋时吴越成敌国，但在古九州中同属扬州。秦汉时同属会稽郡，直到明清两代建南京和南直隶，江浙始分治独立，上海处于吴越文化圈的东缘。 上海当时的3000-4000平方公里不设一县，可见其被称为“海隅蛮荒”不是虚言。 上海是在明清两代才最后追赶上江浙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元人马端临（宋元之际著名的历史学家，著有《文献通考》、《大学集注》、《多识录》 ）对此地性格作过判断：“扬州人，性轻扬而尚鬼好祀”。 宋以后，上海人终于找到三种基本产业：煮盐，植棉，海运，这三大支柱产业使上海社会文化在江南地区标出特色。 顾绣是上海地区工艺品中的瑰丽奇葩。顾绣因源于明代松江府顾名世家而得名。 嘉靖年间官宦顾名世嗜好绣品，晚年在现南市露香园路筑一园林，命婢妾制作绣品观赏、赠友。可考的名手有缪氏、顾兰玉等。以韩希孟（顾名世的孙媳）最具代表性。现北京故宫博物馆和上海博物馆均藏有其作品。韩希孟的精湛技艺确立了顾绣的卓越地位，她的写真手法对后世仿真绣的发展具有启迪作用，苏绣也受她的影响很大。 二、近代上海文化特点与海派文化 上海近代文化的独特性，集中表现为“海派文化”。上海文化并不等同于海派文化，但无疑是上海文化的重要方面。 对海派一词如何理解，学术界见仁见智，其义有广狭之分，狭义的海派，指京剧、绘画、文学等具体艺术品种中的上海流派，其源起于晚清绘画中的“海上画派”和京剧中的海派，后来内涵扩展、延伸，成为一种文化类型和文化风格，乃至包括审美情趣、生活方式，所涉人事亦不复限于上海一地。 “海派”较早见于同光年间，时人对一批寓居上海，卖字画的画师画匠名之曰“海上画派”，简称“海派”。当之赵之谦、任伯年、虚谷等人的画笔自成一家，更有吴友如等人画洋楼、画美女，绘风俗图，与传统的山水人物花卉毫不相干。 代表人物：任伯年（1840—1896）清末画家。初名润，字次远，号小楼，后改名颐，字伯年，别号山阴道上行者、寿道士等，以字行，浙江山阴航坞山（今杭州市萧山区）人。 任伯年是我国近代杰出画家，在“四任”之中成就最为突出，是海上画派中的佼佼者。任伯年的绘画发轫于民间艺术，他重视继承传统，融汇诸家之长，吸收了西画的速写、设色诸法，形成自己丰姿多采、新颖生动的独特画风。 吴昌硕，浙江省孝丰县鄣吴村（今湖州市安吉县）人，是晚清著名画家、书法家、篆刻家，为“后海派”中的代表，是杭州西泠印社首任社长。 吴昌硕与虚谷、蒲华、任伯年齐名的“清末海派四杰”。 （左为吴昌硕画像） “海派”称呼的另一重要起源于京剧界。道光以后，昆曲衰落，京调形成，“呼外省之剧曰‘海派’”。当时上海还未成为京剧中心，因此“海派”并不专指上海，“海者，泛滥无范围之谓”。 海派京剧以常春恒、盖叫天、周信芳为代表。 海派之名都不是上海流派自封自命的，而是由别的流派、非海派的同行讥讽、贬斥而来的。时至今日，艺术界自认海派者不乏其人，海派经过了讥讽、默认、张扬三个阶段。文学界则没有人自认海派，海派一直是个贬称。尽管人们普遍认为张资平、叶灵风、刘呐鸥等是海派，但无人出来高举海派的旗帜。其他领域，如哲学、史学等，似乎与京海之争无涉。 对海派的特征，学术界多持这样的看法： 其一，创新。 其二，开放。 其三，灵活。 其四，多样。 其五，宽容。 陈旭麓：海派作为一个艺术流派，似已成为过去，因为它当初的某些特征已逐步为各种文化所共有，程度也在深化，而且昔日的上海已成陈迹，与京派对称的海派的社会条件正在消失，所以，海派已是一个历史词语。但作为艺术、文化上的风格来说，仍是现实的，我们还随时可以听到海派散发的气息。 三、全国文化中心的形成和发展 19世纪下半叶，上海文化在全国已经举足轻重，某些方面（如西学传播）已成为全国中心。20世纪初，上海成为全国文化中心，到30年代达于极盛，不仅是进步文化中心或新文化中心，而且是综合性的，教育、出版、文学、艺术……，是上海大城市综合优势的表现。 1、西方文化传播中心 照明、饮水、交通、通讯、照相机等。 器物输入，经历了强烈排斥——观察思考——模仿学习三部曲。 各种洋物遭受排拒的程度不同。这种差异由中国传统习惯及本土器物对洋物的相容性不同决定的。有些洋物在本土有与其相对应的同类产品，如洋布与土布，洋针与土针，功能相似，不同的是质量与价格，因此所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