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径依赖说的古典资源——迈斯特尔及其反革命政治学6行政论文....docVIP

路径依赖说的古典资源——迈斯特尔及其反革命政治学6行政论文... 路径依赖说的古典资源——迈斯特尔及其反革命政治学 　　然而，除了那些近乎原教旨主义的神学考虑外，他还有社会学的理由。无论君主、议会还是人民代表所立之法，都不是真正的“宪法”，因为人类通过形成一定的秩序而得以群居，这种现象的发生是先于一切文字的，更不用说法律了。以此观之，“社会契约论”的荒唐无稽是不言而喻的：契约或承诺的有效性，需要以人的遵守为前提，而具有这种遵纪守约意识的人，肯定已经生活在成熟的复杂社会里。丛林中的土著为建立某种所谓的社会契约而聚在一起，假如他们真的已经具有这种想法，那一定是某些社会观念——如相互守约、责任、义务和履行承诺——的产物。具备这些观念的人是不需要建立一个社会的，因为他们已经生活在社会之中。所以说，社会无论如何也不是立法或契约的产物，它属于渺远不可知的远古。 　　那么，“宪法性法律”是如何发生的呢？透过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我们可以再次见证迈斯特尔思想的复杂性。一方面，如同所有为绝对主义政体的辩护的人一样，他认定规范民众权利和义务的法律，只能来自君主的天赋权力。君主在认可这种权利时，甚至可以为维护其主权而耍权谋，搞暗箱操作，只在迫不得已时才把权利公之于众。然而另一方面，当迈斯斯特尔谈到这些权利的真正来源时，又遵循着欧洲法学中的另一个悠久的传统。规范公民权利的法律尽管需要得到君主的认可，然而那权利本身并不是由君主的法律所创设：“权利从来不是用成文的基本法培育出来的”，“拥有非凡权力的立法者本人，向来只是命人收集民众的习惯和性格中早已存在的材料。”因此，尚无自由意识的民族，也不可能使自己获得维护自由的法律，而一个自由的国家，其“天赋政体”中便必定包含着一些与该国同样古老的自由萌芽。 　　可见，掌握立法权的人虽然能够颁布法律，却不能左右权利的发生，他的法律仅仅是在“宣布既有的权利”，并且经常是在出现问题时才会发生这种事情。为说明这一点，他再次采用了生物学的比喻：大树尚不歪斜，是不必给它外加扶持的；当它需要扶持时，肯定已经受到外力的破坏；人体如果生长顺利、体格强健，便不会操心于探查自身。只有当问题重重时，人们才会产生自我认知的强烈愿望。同理，假如一个国家的宪法性成文法陡增，那一定是因为此地的社会冲突增多和存在着毁灭的危险。只要看看成文宪法条款的简洁或繁复，便可判断一种宪政体制的优劣。 　　这种思想对于自由宪政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所谓“天赋权利”（natural rights），不过是“自然正义”（natural right）的别称而已，它的存在或形成是源于一个共同体的自然演进过程。这意味着法律只能是“发现并公示”既有的权利。正是这种认识，使得法学家有理由断定，法律并非国家的创造，权利的来源已经决定了它先于国家，所以它是存在于国家之外的。因此与法律实证主义的观点截然相反，崇尚法治的自由主义者历来强调，并不是国家把法律施行于人民，而是法律把由来已久的权利强加于国家，就如同把它强加于个人一样。换成我们熟悉的语言说，“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种“天经地义”的民俗，从源头上说与“国家的意志”本无关联，而是在漫长的群体交往中逐渐形成的。这便是联邦党人把对宪政秩序的研究列入“政治考古学”的缘故，也是迈斯特尔大力推崇英国法律传统的理由，因为守护这一传统的人——如柯克、黑尔和布莱克斯通等——向来反对宪法的法典化。在他们看来，无所不包的法典编成之时，也就是能够不断发现正义的法律人，即布莱克斯通所说的“活着的神谕”，寿终正寝之日。 　　基于这种宪政绝非人力所能成就，它只能在漫长岁月中逐渐形成的观点，迈斯特尔向那些热衷于改造世界者发出的告诫，也与伯克如出一辙：“如果有人轻率从事，通过莽撞的改革来破除限制，则该民族就会丧失既有权利，更达不到追求的目的。因此……只能一点一滴、时刻小心、战战兢兢地进行改革。”为证明这一点，他向我们讲述了基督教的“宪政”为何能发育成一个普世教会；伟大的罗马制度中为何不存在具文载明的“权力制衡”条款；以及梭伦改革和斯巴达制度为何优劣分明：梭伦的改革造就了古代最脆弱的制度，使他的继承者得以大搞专制，雅典的盛世也就此告终。与此相反，斯巴达之所以拥有最具活力和持久的制度，是因为“那里什么也没写”。读到这里，我们也许会情不自禁地想起老子的“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道德经》七十三章）——我们的生机，仅在于我们还有自卑的能力。 　　五、结语 　　显然，作为一个权威主义者的迈斯特尔，向往的却是一个法省事简的古典社会。他对不成文宪法的赞颂，颇能让人联想起“大音希声，大道无形”的道家智慧。在欲望和利益纠葛层出不穷的现代世界，这种理想也许显得太过天真了。但我们切不可把这些言论仅仅视为一种幼稚的怀旧病，因为在他有关宪政长成的秩序观中，包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