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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市场发展与所得税法的变革【摘要】金融市场的发展是现代经济的重要内容，产生了新的交易方式与新的收益类型。然而，这些全新的交易方式与收益类型却无法完全包容于传统税法中，产生了税法规制的真空地带。本文从对金融市场的课税必要性出发，分析我国当前金融产品所得课税规则所存在的问题以及对创新金融产品课税所产生的难题，提出我国金融产品所得税制完善的相关建议。 【关键词】金融市场；金融创新；所得课税；税法完善 【正文】 一、金融市场发展引发的课税问题 （一）金融市场课税的两难抉择 金融产业无疑是最为典型的现代产业，但其在近百年内的快速发展，对整体经济生活的影响却非常的巨大。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国家纷纷掀起了以“自由化”为特征的金融改革浪潮。金融体系的创新带来了金融工具、金融产品、技术、市场结构、服务方式等方面的深刻变革。以金融衍生工具为例，当前全世界金融衍生工具的种类已有3200余种，名义价值达18万亿。[1]我国金融市场从20世纪80年代起步，经过20多年的发展，形成了初具规模的金融市场，同业拆借市场、回购市场和票据市场、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外汇市场、黄金市场、期货市场、保险市场等均已建立并形成了一定的规模。随着金融市场的形成，金融交易日趋活跃，交易量快速增长，单以深、沪两个证券交易所来看，两市市价总值从1993年末的3531亿元增至2005年末的3．2万亿元，年均增长20%，同样，截至2005年底，债券发行量从1998年底的2645亿元增加至2005年的4.4万亿元，年均增长49%。[2]面对蓬勃发展的金融市场，金融市场主体的参与程度也不断提高，参与形式更为多样化，除银行、证券公司、财务公司和保险公司等传统金融机构外，机构投资者表现活跃，个人投资者直接或是通过基金等集合型投资工具积极参与市场交易。 面对如此频繁的金融交易，面对如此庞大的金融资产，可以想见，其间必然带来巨大的经济收益。那么，有收益必然会产生相应的课税问题。对金融交易所直接产生或衍生的各种形式的经济收益是否予以课征相应的所得税，一直是税法学界所不断争论的话题。如此之大的财富不予纳入课税的范围，势必形成巨大的税收空洞，甚至成为避税的又一合理渠道。 但对金融市场征税，势必增加金融市场的交易成本，降低金融市场的流动性，从而最终影响金融产业的发展，这往往成为各国在作出对金融市场课税的政策选择时的最大的隐忧。对金融产品及其收益课税，必然增加交易成本，降低收益的流量，而资产流动性的损失提高了贴现率，降低交易量。实践证明，投资者对金融课税的反应是：要么将交易转向税率较低的相似的金融工具市场，要么降低交易量。以瑞典为例，瑞典从1984年开始征收股权交易税，一方面是为了增加税收收入；另一方面是为了惩罚被视为“非生产性和反社会”的金融服务部门。交易税收入占到往返交易本金的2％。结果导致瑞典本土的股票交易量下滑，同时，投资者将交易转向伦敦和纽约的交易场所。1987年，瑞典对货币市场工具开征了交易税，目的是减少“社会不良行为”。该税的征税对象为包括金融衍生工具在内的固定所得证券，最高税率为面值的0.15％。结果同样导致了债券和票据的期货交易量下降了98％。在现金市场，交易也转向相似的不征税的债券工具市场。于是，瑞典于1991年12月1日取消了所有正在征收的证券交易税。[3]随着金融创新成为金融市场发展趋势的情况下，税收的影响更是不可估量，当新产品被创造出来，发明者就实现了资产的流动性并独占其规模经济，而不当的税收负担就会使其从本国市场转移到另一个资产变现能力更强的国家。由此看来，对金融市场的征税似乎是非理性的，征税虽然可能短期增加国家的税收收入，但随着金融交易的流失，反而可能对国家的税收收入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因此，对金融市场的征税，应当慎重而行。 （二）金融市场课税的必要性分析 于是，金融市场的课税与否陷于两难。那么，我们不妨求助于税法理论，对金融市场是否有课税的必要加以分析。 1．公共产品理论 国家提供公共物品必须有其足够的资金来源。随着国家逐渐撤出市场经营活动领域，国家并无法取得自营收入。为此国家为提供金融市场所必需的公共物品，必须将国家的财政需求转移给国民财富的生产者，从公民手中让渡一定比例的财产来维持自身的运行，使其按一定的比例进行分担。人民将其受国家保护的财产中的一部分收益归国家所有，以作为保证国家保护其财产权和经济自由的对价。为享受国家所提供的公共物品，市场主体均有义务分担国家的税收，金融市场的参与主体亦不应有所例外。由于金融市场本身的风险性、投机性和内在的脆弱性，金融市场的稳健性发展对国家所提供的公共物品存在天然的依赖性。金融市场的稳健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有效金融监管，离不开国家所制定的金融市场的法律法规体系、离不开政府所扶持的公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