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郁障碍的卫生经济学研究(综述)..doc

抑郁障碍的卫生经济学研究 位照国 刘铁榜 杨海晨 杨孔军 周云飞 摘要：本文通过对抑郁障碍的流行病学现状、抑郁障碍的社会经济负担研究现状、抑郁障碍的疾病负担研究方法、降低疾病负担的策略进行了总结回顾分析，得出结论：抑郁障碍存在高水平的社会经济负担，目前对抑郁障碍的卫生经济学评估方法还很不完善，降低抑郁障碍的社会经济负担需要多方面的共同努力。 关键词：抑郁障碍、负担、DALYs 以情感低落和兴趣减退为特征的抑郁障碍，包括一系列的疾病：重性抑郁、双相障碍抑郁发作、心境恶劣、多种躯体疾病伴发的抑郁障碍，高患病率和高复发率是抑郁障碍的特点。作为重要的公众卫生问题，抑郁障碍的社会经济负担越来越得到人们的重视。本文就该领域的研究状况进行了回顾。 一、抑郁障碍的流行病学现状 据估计，目前全球大约总共有1.2亿人口正饱受抑郁障碍的折磨[1]。依据不同的研究方法和诊断标准，全球重症抑郁的终生患病率大约在8％～16%之间，男性患病率（大约10％～25％）明显高于女性（5%～10％），发病高峰期在25岁至44岁的青壮年期[2]。 1994年，美国国家共病调查（NCS）以DSM-IV为标准筛查发现：全美人群心境障碍的年患病率为11.3%；重性抑郁终生患病率为17.1%，女性为21.3%，男性12.7%；心境恶劣终生患病率为6.0%；这一结果是10年前的数倍[3]。双相障碍在美国的研究数据表明有大约7%的美国人在一生中会受到双相障碍的影响。欧洲国家的研究结果与美国近似。由于我国抑郁障碍诊断标准和分类与国际标准有差别，流行病学的研究结果差别较大，我国于1993年开展精神障碍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心境障碍的终生患病率为0.83％0，时点患病率为0.52％0，较1982年流调结果有所增长[4]。2001年浙江省在WHO的协作下，对省内14个框架地区的15000人进行的筛查发现，人群时点患病率重性抑郁为4.25％，心境恶劣为1.58％[5]。2003年北京安定医院与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在北京地区Social and Economic Burden of Depression）报告中国抑郁症患者导致的每年社会经济负担超过了600亿人民币，直接负担140亿人民币，间接负担480亿人民币，是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抑郁障碍高经济负担国家[23]。 1993年,WHO、世界银行及美国哈佛大学公共卫生院开展了一项全球疾病负担的合作研究,将伤残调整生命年(DALYs)作为疾病负担的衡量指标, 在疾病负担排行中抑郁症排第4位，在当年的全球疾病残疾调整生命年（DALYs）中贡献了3.7%的比例，2000年的全球疾病DALYs中，抑郁症贡献了4.4%，仍然排在疾病负担的第4位，但在所有疾病中抑郁症的非致命性负担排在首位，在全球范围内它在全部伴随残疾的生命年（YLDs）中占12％之多，估计到2020年,抑郁障碍将成为继冠心病后的第二大疾病负担源 [29]。 三、抑郁障碍的疾病负担研究方法 第一，疾病的负担概念发展：疾病的负担曾经一度以死亡率来衡量；82年美国CDC提出的潜在寿命损失年（years of potential life lost，YPLL）将疾病负担定义为疾病造成死亡而引起的个体或人群寿命的减少；93年世界银行及美国哈佛大学公共卫生院以疾病造成死亡而引起人群寿命的减少和疾病造成残疾的程度为基本理念制定了新的疾病负担指标――残疾调整生命年（disability adjusted life years，DALY）[30]。疾病负担的概念在发展，目前疾病负担已经不仅仅局限于疾病导致的死亡和残疾，疾病给患病人群及其家庭和社会带来的影响已经纳入负担的范围，疾病负担是指包括疾病造成的健康、经济、资源的损失和产生的生物、心理损害和对社会的危害，和疾病结局如死亡、失能和康复等所带来的后果和影响都称之为疾病负担[31]。其中尤以精神障碍特别是抑郁障碍在非死亡的负担领域贡献突出，2000年的全球疾病DALYs中，所有疾病中抑郁症的非致命性负担最大就是很好的说明[29]。 第二，疾病的负担的具体表现形式：疾病负担具体包括有形的负担和无形的负担，有形的负担又包括直接费用和间接费用。直接费用是指由患病导致的各种直接货币消费，包括直接医疗费用和直接非医疗费用，前者包括就医门诊挂号费、药费、各种辅助检查费、心理咨询及心理治疗费、住院费用、患病导致个体及其照料者躯体疾病的加重发生的医疗费用等，后者如去医院及诊所的交通饮食费、家庭和朋友提供的照料费用或雇用的照料者佣金、家庭对患者的生活赡养费用、家庭或友人提供给患者的营养滋补品费用、患病导致个体滥用活性物质产生的消费等；直接费用实际上是患病个体对社会资源的占用和消耗。间接费用是指由于患病导致罹患个体对社会的贡献损失和物质损害，包括劳动能力损害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