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文学史.doc

第三讲战国文学 第一节 战国诸子散文 　　儒家推尊六经， 但六经并不是儒家创作的经典， 而是孔子以前中国文化的结晶。关于这一点，《汉书·艺文志》有详细之说明，曰： 　　 《易》曰：“宓戏氏仰观象于天，俯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至于殷周之迹，纣在上位，逆天暴物，文王以诸侯顺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效，于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子为之《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十篇。古曰《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历三古。…… 　　 《易》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故《书》之所起远矣，至孔子纂焉，上断于尧，下讫于秦，凡百篇，而为之序，言其作意。…… 　　《书》曰：“诗言志，歌咏言。”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 　　 《易》曰：“有夫妇父子君臣上下，礼义有所错。”而帝王质文世有损益，至周曲为之防，事为之制，故曰：“礼经三百，威仪三千。”及周之衰，诸侯将逾法度，恶其害己，皆灭去其籍。自孔子时而不具。…… 　　 《易》曰：“先王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享祖考。”故自黄帝下至三代，乐各有名。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二者相与并行。周衰俱坏，乐尤微眇，以音律为节，又为郑、卫所乱，故无遗法。…… 　　　 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 《易》此书经庖牺氏、周文王之手而成，《书》、《春秋》是史官记言、记事之载籍，《诗》是采诗官收集，以供王者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的工具。《礼》以安上治民，《乐》以移风易俗，皆是根据具体之需要，而由君主或君主任命的官员所作。至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孔子，对六经予以重新厘定、整理，并传授给弟子，因此六经能广泛流传，成为战国前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六经作为中国古代文化的总汇，是它以后文化发展的出发点和参照物。关于这一点，道家的代表人物庄子看得最清楚，《庄子·天下》云：“古之人其备乎！配神明，醇天地，育万物，和天下，泽及百姓，明于本数，系于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运无乎不在，其明而在数度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搢绅先生多能明之。《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又《礼记·经解》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故《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疏通知远而不诬，则深于《书》者也；广博易良而不奢，则深于《乐》者也；洁静精微而不贼，则深于《易》者也；恭俭庄敬而不烦，则深于《礼》者也；属辞比事而不乱，则深于《春秋》者也。” 《诗》、《书》、《礼》、《乐》、《易》、《春秋》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其所标榜，在于培养温柔敦厚，疏通知远、广博易良、洁静精微、恭俭庄敬的人格，欲人之不贼，不诬，不奢，不愚，不烦，不乱，而养志知事，行端性和，明乎阴阳名分。刘勰《文心雕龙·宗经》认为，六经的这种特点体现在文学内容及形式方面，是所谓“义既挺乎性情，辞亦匠于文理”，“根柢槃深，枝叶峻茂，辞约而旨丰，事近而喻远”，并称“文”能宗经，体有六义”，具体而言，“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直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所以能“开学养正，昭明有融”。即内容的纯正与形式清约简丽。《荀子·儒效》也说：“ 圣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诗》、《书》、《礼》、《乐》之归是矣。《诗》言是其志也，《书》言是其事也，《礼》言是其行也，《乐》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故《风》之所以为不逐者，取是以节之也；《小雅》之所以为《小雅》者，取是而文之也；《大雅》之所以为《大雅》者，取是而光之也。《颂》之所以为至者，取是而通之也。天下之道毕是矣。”荀子之言诗言其志，指的是《诗》为圣人人格之表现，此与《尚书·尧典》宽泛地说“诗言志”不同。王先谦《荀子集解》曰：“国风所以不随荒暴之君而流荡者，取圣人之儒道以节之也。”也即《毛诗序》之“发乎情，止乎礼义”。“文”指文饰；“光”者，广也；“至”指“盛德之极”。在荀子看来，《书》、《礼》、《乐》、《春秋》其言事、言行、言和、微隐，与《诗》之言志相为表里，构成一个圣人